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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治霾是技術活兒 “一刀切”或致暴殄天物
據15日召開的2015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為強化環境法治保障，我國將嚴格環境執法監管。充分發揮“三級聯查”(國家督查、省級巡查、市縣檢查)作用，加大暗查暗訪力度，依法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在全國開展環境保護法檢查，對各類突出環境問題查處到位、整改到位。嚴格責任追究，對惡意違法行為，依法從嚴從重處罰；對涉嫌犯罪的，及時移送公安機關，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還要固化推廣APEC會議空氣質量保障的成功經驗，讓群眾不斷看到治霾新成效，切實把‘APEC藍’留下來。”周生賢如是說。
如何真正地讓治霾工作出成效，如何讓群眾不斷看到治霾的新成效，并不是簡簡單單就能達成。說到底，治霾是個技術活兒。
治霾應尊重科學與專業
想必很多人都記得，去年11月份“APEC藍”取代了霧霾天，讓飽受PM2.5毒害的北京市民盡情享受了干凈的空氣。有不少人甚至覺得，APEC會議期間的治理措施“余威”不小，整個冬天的空氣質量似乎都略優于往年。這充分說明，無論是治理空氣污染還是解決其他問題，只要政府部門真正重視，確實會起到不錯的效果。
要治霾，就得先弄清楚霧霾的成因。仿佛一夜之間，中國找到了導致霧霾的罪魁禍首——燃煤。在廊坊以及京津冀其他地區，燃煤企業大都被當作重點整改對象。舍近求遠、舍煤求氣，被當成新一輪能源改造、工業化改造、大氣環境改造的主要路徑。
不過，有專家提醒，中國當前一些地方的治霾行動，可能走錯了方向。該專家研究PM2.5數據發現，燃煤發電對霧霾的“貢獻”其實很有限。有專家據此認為，北方多地的煤改氣工程、全面關停燃煤電廠的行動，有可能是“暴殄天物”。
從“霾來了”的各地相互推諉，到“各掃門前雪”的分頭行動，再到鐵腕治霾的統一行動，占中國能源比重70%之巨的煤炭，就這樣成了人們“霾怨”的對象。換句話說，原本可以通過科學辦法降服的燃煤排放指標，被一些地方政府的粗暴的板子征服了。這種源于科學又不盡然尊重科學的行政手段，將權力大于專業、決策者話語權重大于專家學者權重的行政特色，展示得，以至于有人甚至認為，若干年后回過頭來看，燃煤這個大氣污染的“原罪”,說不定會成為這一輪治霾行動中被“冤枉”的角色。
治理霧霾，如果相關職能部門沒有權力，不可能取得良好成效；但是，過多地依賴行政權力治霾，恐怕也值得商榷。決策者不需要什么都懂，但應該懂得尊重科學，尊重專業。治國如此，治霧霾同樣如此。
飽受霧霾之苦的人們急切希望霧霾得到治理，但治霾這件事恐怕真急不得。尤其是決策者，更是不能操之過急、隨意拍板。不妨先聽聽專家的意見，仔細想想我們的治霾思路是否清晰、方向是否正確？
《霾來了》：治霾是個技術活兒
一部中篇小說《霾來了》，讓河北省廊坊市環保局副局長李春元受到了環保界和文學界不少關注。小說一開篇，就寫了一名環保局長因為治污預算被挪用與上級領導爭執，終被撤職的故事。
如今治霾成為共識，在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看來“現在開展工作比原來要順利多了。”張波說，“治霾不單純是環保部門一家的工作了，任何一項工作一旦上升到黨委政府的重中之重的時候，總歸是要順利得多。”
“像我們這種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要想治理污染，一定是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來進行的。”張波覺得當下的環保問題，往往還是一種“關系”問題——發展與環境、局部與整體、眼前與長遠的關系，任何一種關系都要處理好，“有人覺得我們的工作妨礙經濟發展，希望我們停手；也有人嫌我們工作做得太慢,恨不得一下把所有那些污染企業都關停了才好。但這兩個我們都不能做，我們要找好其中的平衡點。”
張波用山東省從2013年開始實施的一個8年累計減排50%污染物的計劃做例子：“8年，要分4個臺階。明確公布每個臺階的標準，污染企業直接就能看到自己8年之后會是怎么樣。企業自己就得盤算盤算，究竟能不能爬上這個臺階？如果能爬上去，就要考慮現在是不是就對設備進行升級換代，調整產業結構；如果爬不上去，算算自己能爬到哪一階？實在不行我就不干啦，我換個活法。政府這種做法，實際上給社會、給企業一個預期，讓他們明確知道每年會怎么樣，給他們未來的選擇起了一個很好的引導作用。同時也淘汰了落后產能，引導和倒逼產業結構調整。”
“平衡”是一個“技術活”,但也有人認為，改變發展與環保對立的觀念，則是一個更好的出路。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的姚強教授就持有這樣的觀點：“假如要求電廠對燃煤過程脫硫脫硝，進行非常嚴格的控制，終排放達到天然氣的標準，我們計算過，即便完全從零開始，電價成本的上升每度電也就增加幾分錢。如果是在現有水平在達到剛才說的標準的話，可能只有零點幾分錢。這個大家承受不了么？總比買口罩買凈化器便宜吧？這些事情從技術上已經完全成熟了，我覺得重要的還是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