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政策法規】11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文件，要求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加強環境監管執法。這是國辦就該問題下達通知。《通知》提出地方政府有關負責人如任期內發生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環境質量明顯惡化，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等，將被終身追究責任。.
　　　　
　　日趨嚴峻的生態環境
　　
　　環保部公布的《201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環境質量狀況有所改善，但生態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受公眾關注的大氣、水、土壤污染狀況依然令人憂慮。
　　
　　依據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進行評價，74個新標準實施階段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率僅為4.1%，華北不少城市常年被霧霾籠罩。
　　
　　水質情況也不容樂觀，對長江、黃河、珠江等水系的斷面監測顯示，黃河、松花江、淮河和遼河水質輕度污染，海河為中度污染，而27.8%的湖泊（水庫）呈富營養狀態。
　　
　　在四大海區中，只有黃海和南海海域水質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質一般，東海近岸海域水質極差。9個重要海灣中，遼東灣、渤海灣和膠州灣水質差，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水質極差。
　　
　　中國還面臨著嚴重的土地退化問題。2013年全國凈減少耕地8.02萬公頃，有30.7%的國土遭到了侵蝕。
　　
　　2016年底前全面整改違建項目
　　
　　針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11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文件，要求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加強環境監管執法。這是國辦就該問題下達通知。

      2015年起，被稱為“史上嚴格”的新《環保法》將實施，昨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這個文件，也被視為保障新環保法實施的配套文件。
　　
　　據了解，此前環保部也出臺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文件，但這是以國辦名義下發相關通知。
　　
　　環保部環監局副局長曹立平表示，通知針對法制法規不健全和監管執法缺位，執法和整改不到位，不作為和亂作為，職責不清、責任不明和地方保護，以及環境監管執法隊伍基礎差、能力弱的五大問題提出了針對性的具體要求。
　　
　　《通知》出現了一些具體的制度要求，如要求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銜接，要求各地政府對實施網格化的環境監管，要求環境違法企業列入“黑名單”并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文件要求之一是要明確各方職責任務。地方政府對本區域環境監管執法負領導責任，并要建立環保部門對環保工作統一監督管理的工作機制。明年6月底前，各地方政府要全面清理、廢除阻礙環境監管執法的“土政策”。
　　
　　《通知》也要求針對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大工程項目健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環保部環監局副局長曹立平表示，這是對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在環境執法監管上列出了明確的“權力清單”，明晰了各方的責任。
　　
　　河北省某市一名環保局副局長說，地方“土政策”此前比較普遍，比如招商引資企業不讓環保部門介入等，但幾年前這些“土政策”已清理完了。
　　
　　環保部監察局局長鄒首民表示，地方“土政策”包括招商引資時給出一些環保相關的優惠條件，有的地方減半征收排污費，同時不能去進行環保檢查，或者簡化環評手續檢查等，之所以給地方清理“土政策”指定期限半年，是因為這一清理工作已開展了很多年，只在一些地方偶爾檢查發現，其并非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能夠在半年內全面清理完畢。
　　
　　“此次公布的通知簡單概括就是‘三大解決、兩個糾正’。解決的問題有：有效解決環境監管的缺位問題；有效解決職責不清、地方保護等問題；加快解決執法監管隊伍基礎差、能力弱的問題。“兩個糾正”包括堅決糾正執法不到位、整改不到位的問題；堅決糾正監管執法人員不作為、濫作為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今天冒黑煙，過半年還冒黑煙’的問題。”鄒首民說道。
　　
　　環境違法“零容忍”
　　
　　與此同時，鄒首民介紹，“過去一年來，環境污染犯罪移送的案例數量超過了以往十年的總和。基于此，《通知》明確要求加強環保、公安、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聯動。”
　　
　　《通知》規定各級環保部門和公安機關要建立“三項制度”(聯動執法聯席會議、常設聯絡員和重大案件會商督辦制度)“四項機制”(案件移送、聯合調查、信息共享和獎懲機制)，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銜接。
　　
　　鄒首民指出，為有效遏制當前環境違法行為高發頻發態勢，《通知》要求對各類環境違法行為“零容忍”，建立環境信用評價制度，將環境違法企業列入“黑名單”并向社會公布，讓失信企業一次違法，處處受限。《通知》也明文規定，對負有連帶責任的環境服務第三方機構應予以追責。
　　
　　長期以來，公眾不理解、不支持環境執法現象較為突出，執法外部環境改善程度有限。《通知》要求，邀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監督環境執法，實現執法全過程公開。
　　
　　“公眾參與監督環境執法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公眾通過自主申請或環保部門邀請，參加日常的環境監管執法工作，在體驗環境執法工作的同時實施外部監督；二是公眾通過關注環保部門的信息公開，以信函、郵件、電話等方式表達自身的監督意見。”鄒首民介紹。
　　
　　而就污染企業，通知明確規定，建立環境信用評價制度，將環境違法企業列入“黑名單”，并向全社會公開，納入社會信用體系。
　　
　　對涉嫌犯罪的一律迅速移送司法機關；對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越權審批但尚未開工建設的，一律不得開工；對未批先建、邊批邊建的，資源開發以采代探的，一律停止建設或依法依規予以取締；環保設施和措施落實不到位擅自投產或使用的建設項目，一律責令限期整改。
　　
　　對此，環保部環境監察局綜合處處長孫振世表示，通知著重加強環保、公安、檢察院和法院聯動。各級環保部門和公安機關要建立“三項制度”——聯動執法聯席會議、常設聯絡員和重大案件會商督辦制度；“四項機制”——案件移送、聯合調查、信息共享和獎懲機制，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銜接。
　　
　　環境公益訴訟迎來春天
　　
　　另一方面，拓寬公眾參與環保路徑，也已成為我國推薦環保進程的一項重要舉措。
　　
　　在之前的江蘇泰興一起普通的非法傾倒危廢案中，肇事者被判令民事賠償1.6億余元。這注定將載入環境公益訴訟的史冊，成為里程碑式的破局。省高院的坐鎮關心，地方檢察院的鼎力支持，政府部門的不干預，這也注定此案將成為“樣板”案例。
　　
　　“。”2014年9月15日，面對相關媒體，泰州市環保局副局長童寧用這個詞來概括剛剛判決的一宗環境公益訴訟。
　　
　　此前5天，泰州市中院。經過十余小時的庭審，江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業被判賠償環境修復費1.6億余元。
　　
　　1.6億元，毫無疑問是環境領域的天價民事賠償。在公開資料中，以前高的是2009年山東省臨沂市化工企業污染河流的案件，一審判決3名被告共同賠償3714萬元經濟損失。
　　
　　“環保執法力度也從來沒這么大過。”童寧說，“以前老百姓都認為環境破壞不會被判刑，但這次無論是刑事部分還是民事賠償，都是的。”
　　
　　這也出乎業界的意料。此前論及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勝訴難”幾乎成了眾口定調，但此次卻是里程碑式破局。“這個案子對將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有很多指導意義。”泰州市中院副院長生建華說。
　　
　　不難發現，近年來，環境公益訴訟在全國冰封，即使有政府扶持背景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其在2013年提起的8起環境公益訴訟，全被拒絕受理。
　　
　　在損害后果評估的問題上，缺乏經驗的泰州市檢察院、環保局去請教市法院，后者立即向江蘇省高院請示。省高院非常重視，安排了一名行政庭專門辦理環境污染案件的法官來泰州指導。
　　
　　而另一種“不關心”同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環境公益訴訟之難，主要原因便是行政干預。“起訴前，我們也要求泰興市環保局向泰興市委、市政府匯報這項工作。但泰興市委、市政府一次也沒找過我們，我們也向泰州市分管領導匯報過，市領導也是非常支持。”童寧說。
　　
　　生建華、泰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學東均稱，辦案人員去到6家企業所在的泰興市經濟開發區，該區管委會主任也表示了支持。
　　
　　“現在，官員們不會再為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背書。而且在土地資源緊張的情況下，他們也希望淘汰落后企業，再引進高新產業。以往，行政部門對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缺乏有效的打擊，現在司法部門的介入，提高了他們的行政執行力。”陳學東如此分析該案沒有受到行政干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