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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件，誰買單”的難題正在被破解。
在生態環境部7月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別濤提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就是要在現有人身賠償、財產賠償之上加大懲罰的力度，引入新的概念，就是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責任。“我們將充分發揮相關部門的職能作用，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向深層次、寬領域推進。”
“特別是在新一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中，督促各地加強案件辦理。”別濤強調。2019年6月出臺的《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明確規定：“對督察發現需要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的，移送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依照有關規定索賠。”這也意味著，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已正式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
圖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涉及的三類內容
推進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入法，也是生態環境部當前的重點工作之一。用別濤的話說，“加快立法步伐，以嚴厲的法制和嚴格的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在立法方面，2018年通過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96條已有相關規定。目前相關審議稿及建議稿中，已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內容納入其中。這也意味著，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將在司法解釋層面得以逐步深入，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進一步健全。
損害生態環境是有代價的。眾所周知，企業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根據現有法律規定要承擔人身和財產兩類民事賠償責任。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實施貨幣賠償，用于替代修復。另據不完全統計，近期各地組織辦理超過400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涉案金額近9.88億元。其中，以磋商結案的方式在逾200件案件中為186件，占結案總數9成以上，磋商的比例要遠大于訴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環境污染影響范圍廣、治理成本高。“環責入刑”只追究責任主體的刑事責任。對生態環境本身造成的損害如何賠償卻沒有明確的規定，且行政罰款也遠遠無法涵蓋生態環境修復的成本。面對高額的治理修復成本，往往只能由公共財政資金承擔。而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試行期間，生態環境部門與檢察機關溝通不暢、職責不清等問題也愈發突出。
加之訴訟執行法律依據存在缺失，執行中缺乏獨立司法權的保障和有效的公眾監督，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執行難等。而執行目的的公益性決定了這類訴訟要實現的目的比較特殊，也就使得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在執行中要面對更加復雜的客體，執行程序需更加完善。如何發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多個權利主體之間如何協調，以及賠償資金、修復責任的分配，都需要明確細化的操作規則和指引。
也正基于此，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漸趨完善。根據2017年底國務院印發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規定原則，其中之一就是“環境有價，損害擔責”。不僅賠償范圍、責任主體、索賠主體、損害賠償解決途徑等得到明確，也形成了相應的鑒定評估管理和技術體系、資金保障和運行機制。截至目前，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印發省級改革實施方案。
不僅如此，未來1年內覆蓋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將在全國范圍內初具雛形。下一步相關部門將強化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技術方法體系建設，同時繼續開展調研和跟蹤評價，推動相關立法和配套政策措施出臺。并繼續推動有關方面制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和配套措施，將改革實踐中的成功經驗上升為法律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