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政策法規】按照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14年第四季度末，符合解釋規定條件的社會組織有700多家，但是，新的《環境保護法》和司法解釋實施一年來，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只有數十起，遠遠未能達到環境法學界期待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井噴”狀況。
　　　　
　　連續3年偷排廢水至少2600余噸，在被環保部門兩次開出罰單后，徐州鴻順造紙有限公司又遭遇巨額判罰。4月11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由徐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法院當庭判決鴻順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共計105.82萬元。
　　
　　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后，法院開庭審理的首例由檢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位于徐州市銅山區的鴻順公司生產原料主要是廢舊紙箱，會產生大量廢水，經過處理后通常排入連接京杭大運河的蘇北堤河。但當地環保部門在2013年4月、2014年4月和2015年2月檢查發現，該公司的污水處理設備并未正常運轉，而是通過私設暗管、搭建明管等方式，將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直接排入臨近的溝渠和蘇北堤河。
　　
　　然而事件并未就此止步。2015年8月，鴻順非法排放生產廢水造成環境污染的線索引起徐州市檢察院的關注。“被告的污水處理成本為每噸50元，其4天偷排2600噸廢水就能非法獲利達13萬元，而且有理由推定被告違法排放數量遠遠超過2600噸，因此，被告多次違法排污獲利巨大，這也充分說明，僅僅通過行政處罰并不足以震懾被告的違法行為。”該案公益訴訟人、徐州市檢察院檢察官陳士莉認為，對于此類案件，不能一罰了之。
　　
　　庭審圍繞四大焦點激辯
　　
　　庭審中，公益訴訟人、被告圍繞被告公司應否承擔將污染水體恢復原狀的法律責任；公益訴訟人主張被告2014年、2015年兩次排放共計2600噸生產廢水、相應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為26.91萬元能否成立；公益訴訟人主張如被告不能將其污染的環境恢復原狀，則應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的服務功能損失，其數額以26.91萬元為基數計算三至五倍，是否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被告公司先前所繳納的罰款是否應當在環境修復費用中抵扣四大焦點進行了激烈辯論。
　　
　　公益訴訟人認為，被告鴻順造紙公司認為水體具有自凈能力，不應當承擔恢復原狀責任理由不能成立。只要破壞環境的行為造成環境污染的后果，就必須承擔環境侵權責任，不能以自凈能力來否認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害，更不能因此來推卸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
　　
　　此外，當日的庭審還引入了專家輔助人機制，公益訴訟人聘請的4位、被告人聘請的兩位相關技術專家出庭。公益訴訟人聘請的中國礦業大學教授、水污染控制技術專家張雁秋在法庭上介紹說，水體的確有自我凈化功能，土壤環境也有自我凈化功能，但是有自我凈化的功能不等于它沒受到傷害，也就是說，水體是受到傷害后它才具有慢慢修復傷害的功能。對此，鴻順造紙公司聘請的兩位技術專家均表示認同。
　　
　　法庭審理后認為，即使現在蘇北堤河水質已達到標準不需要修復，被告鴻順造紙公司依然應當承擔替代修復責任，本案中可以直接確定被告所應承擔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來替代恢復原狀的責任；就2600噸廢水排污量而言，按照虛擬治理成本法確定的環境污染損害金額應認定為26.455萬元。
　　
　　法院當庭判決，被告鴻順造紙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共計人民幣105.82萬元，支付至徐州市環境保護公益金專項資金賬戶，并承擔公益訴訟人為本案支付的專家費用3000元。
　　
　　破冰前行 提起訴訟數量仍較少
　　
　　不止徐州該起環境公益訴訟。事實上，僅在2015年，全國14個省、直轄市受理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包括江蘇、貴州、山東、福建、浙江、寧夏、遼寧、湖南、河南、海南、天津、北京、安徽和四川。“環境權益維護工作的開展逐步順暢和成熟起來。”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謝玉紅說。
　　
　　而新環保法及《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實施后，環境公益訴訟的開展較2013年、2014年更為順暢，中華環保聯合會新提起的8起案件，均未出現因原告主體資格問題引發的法院不予回應、不予受理以及駁回起訴等情況。
　　
　　環境公益訴訟破冰前行，但是挑戰依然不少。據公開資料，全國有1000余個社會組織具備法律和相關解釋規定的起訴資格，其中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的有36個，在省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300多個，在設區的市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700多個。“但僅有9家社會組織提起訴訟，與我國嚴重的環境狀況相比，這個數量太少。”葛楓說。
　　
　　2015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批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但與此同時，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大連環保志愿者協會、自然之友等在某些地區提起的一些案件，仍未順利立案。分析其原因，葛楓表示，一方面，法律對主體資格有比較嚴格的限制，各地法院對《民事訴訟法》、新環保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的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規定理解不一，有的做限制性理解，有的做寬松式理解。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意愿不高，能力不足。
　　
　　葛楓進而指出，“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成本高是社會組織在公益訴訟實踐中遇到的現實困境，成立專項基金有助于針對性的解決有訴訟主體資格組織訴訟資金難得問題，但專業技術和法律支持仍需要有關組織支持。”
　　
　　然而當前，除了環境公益組織自身法律意識需要加強外，一些老的環境領域法律與新《環保法》也存在一些法律銜接不上的問題亟待解決。
　　
　　葛楓表示：“目前，《海洋環境保護法》中還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等行為，由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這明顯與新環保法的規定相悖。去年，大連環保志愿者協會訴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七被告海洋污染案就因此不予立案。此外，公益訴訟生態修復和損害賠償費用使用管理及監督機制也需要盡快建立。”
　　
　　（本文綜合新華日報、法制日報、人民日報、公益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