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與其他領域社會力量相比，近20年來，中國環保NGO已成為活躍有影響的一類民間組織。從我國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創立開始，我國環保組織的數量以幾何級數遞增，新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環保NGO已經超過3500家。
　　　　
　　2015年1月1日，“史上嚴厲”新環保法落地。
　　
　　提起這部耗時近3年、兩次公開征求意見并數易其稿的法律，中華環保聯合會督查訴訟部部長馬勇感慨良多，“民間環保組織終于有了合法身份。”
　　
　　為了這個期盼已久的合法身份，馬勇等了多年。2012年8月，環保法修訂一審時，“公益訴訟”未列入；2013年6月，二審稿規定，“公益訴訟主體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2013年10月，三審稿限定為，“依法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全國性社會組織”；2014年4月，四審稿擴大到“設區的市級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相關社會組織”。
　　
　　一波三折的背后，爭論的焦點正是民間環保組織的“合法”身份。
　　
　　2014年泰州環境公益訴訟案引發震動
　　
　　去年發生的泰州“12·19”環境公益訴訟案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的反響，這起案件既是法律的一次勝利，更是環保公益組織打的一場大勝仗。
　　
　　據環保部門調查，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間，常隆化工等6家企業違反環保法規，將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鹽酸、廢硫酸等危險廢物總計2.6萬噸，交給無處理資質的中江公司等企業，偷排到了泰州市直通長江的河流，導致水體嚴重污染，造成重大環境損害。
　　
　　本案的14名企業責任人先后被抓獲并處罰。此后作為環保公益組織的泰州環保聯合會，向6家涉案企業提起環境公益訴訟。2014年9月10日，泰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6家涉案企業賠償1.6億余元，用于環境修復。二審中，江蘇省高院對本案維持了原判。
　　
　　這起案件的重大突破在于，擺脫了過去對環境違法行為只能處罰一次的弊端，通過泰州市環保聯合會這個民間組織追究民事索賠，讓原本看似無主的環境資源，有了代言人。
　　
　　與此同時，本案讓社會充分領略到了環保公益組織的巨大作為空間，而在今年1月份實施的新《環保法》中，就正式明確了民間環保公益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的合法地位。
　　
　　開源難 節流亦難
　　
　　然而，歷經20年的發展進程，我國民間環保組織仍舊難以逾越“籌資難”的生存困境。
　　
　　綠石環境行動網絡總干事李春華每天大部分工作是在考慮錢的問題，如何開源和節流。即使目前綠石的資助方相對穩定，但并不代表未來沒有任何風險。綠石2013年財務報告顯示，其前五大捐贈方是阿拉善SEE基金會、太平洋環境組織、南京市民政局、騰訊公益基金會、江蘇省環保廳，其中大捐贈方SEE基金會投入是56萬元，占到綠石總獲贈資金的71.6%。
　　
　　“我們也在爭取更多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以此來稀釋來自大額捐贈方的投入比例，因為我們很擔心大捐贈方未來會做出戰略調整，不再資助我們。”李春華說，由此，綠石在申請捐贈時會考量這個基金會的愿景與自身是否一致，以及它的資金來源、機構背景等很多方面。
　　
　　在開源方面，環保NGO也有一些灰色做法，比如讓業內諱莫如深的“綠洗”行為。有的違法排污企業通過環保NGO來宣傳自身環保形象，通過資金支持來為自己洗白。“曾有企業以這個目的找到我們，但都被我們拒絕了。”李春華說，“在選擇企業資助方時，我們會非常慎重，特別是一些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生產型企業，我們會做非常多的調查研究，即使現在沒有違法排污問題，如果未來存在這個風險，我們也會選擇放棄。”
　　
　　由于國內環保NGO通常沒有公開募款的權利，所以在籌資困難的情況下會有一些“游走在法律模糊地帶”的募款行為。一位業內人士介紹說，近兩年，有一些NGO通過自身社交網絡進行募款，或者與有公募資質的基金會合作，掛靠在這類基金會下面的專項基金或者項目下面獲得捐款。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這兩種灰色募款行為將來會被逐漸規范的，并不是NGO籌款的長遠之計。國家應該向基金會放開公募資格，公募資格以及公募權的松動符合慣例。如果放開公募權，民間環保組織的籌資平臺打通，資金困境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做公益就應該有資金募集資格，這是很天然的事情。”
　　
　　在節流方面，環保NGO也面臨很多障礙，比如環保NGO并沒有享受到做公益所應享受的免稅或繳稅優惠政策。同為環保NGO負責人，徐磐石指出：“如果我們申請的項目資金后有結余，這部分錢是需要繳稅的，按照10%-25%的比例。在我們年度支出中有相當一部分比例用來繳稅，這對于公益項目是不合理的，因為這部分錢不是NGO的經營利潤，而是來自捐款，不應該和其他工商類企業一樣繳稅。”
　　
　　其實稅制不合理是所有社會公益組織所面臨的問題。據了解，完成注冊的NGO在國內有50多萬家，其中申請到免稅資質的只有1萬多家，而環保NGO只占國內所有NGO數量的2%左右，所以能享受到稅收減免政策的環保NGO數量微乎其微。“在中國做NGO是非常艱苦的事情，因為在資金血液上就被卡掉很多。”徐磐石說。
　　
　　我們需要怎樣的環保組織
　　
　　可以說，理想、熱情是環保組織共同的關鍵詞。然而，“激情”不代表“”。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覺醒，公眾維護環境權益的行動進入高漲期，從10年前的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事件，到上海莘莊高鐵事件，到近年屢見不鮮的反對垃圾焚燒場、反對PX項目事件。由于大部分公眾缺乏科學的環保知識，環保組織就更應以理性的態度引導公眾，而非在理想主義的光環下誤導公眾采取手段維權。
　　
　　監督的目的是改善，如果為了監督而監督，而不是提出建設性意見，采取建設性行動，那么只會帶來負面效應。組織公眾參與環保、向政府建言獻策、合理開展社會監督、維護公眾環境權益等，才是成熟的環保NGO（非政府組織）。2014年環境保護部發布的《關于推進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的指導意見》，再次明確了引導培育環保NGO有序規范參與環境事務的指導思想、方向、目標和措施。
　　
　　2015年1月6日，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新環保法中的環境公益訴訟作出細化規定。值得指出的是，《解釋》不是限制，而是體現了“開放”原則，讓更多的公益組織能參與到環保公益訴訟中。
　　
　　公益訴訟是一條公眾理性參與環境保護的可行路徑。2014年年末，江蘇泰興“12·19”公益訴訟案中，一審判決污染企業賠付1.6億元，創下我國環保公益訴訟之；今年1月1日，“自然之友”和“福建綠家園”針對福建南平市損壞林地的采礦主提起的訴訟，也已得到受理。
　　
　　倡導環境公益訴訟，意味著積極引入民間“活水”共同參與環境保護、環境治理，這本身就是政府理念的巨大轉變。回顧《環保法》修訂過程，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從“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到“全國性社會組織”，再到“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組織，充分顯示我國對民間環保組織發揮更大作用的鼓勵與期待。
　　
　　近年來的實踐也證明，環保領域廣泛復雜的問題僅僅靠政府或企業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引導公眾正確表達環境訴求、理性參與環境保護，實現公眾利益大化方面，環保NGO將越來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個普通人，不僅是環境保護的監督者，也應是環境保護的參與者。如果把我國政府、企業、個人視為環境保護的“三角”，環保NGO應當居其中央，從多個維度發揮積極作用，成為環境公共參與的杠桿，撬動更多社會公眾投身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