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浙江地圖,從北到南,錢塘江、曹娥江、甬江、甌江等八大水系在10萬平方公里的浙江版圖上蜿蜒曲折,如同血脈連起丘陵、平原和盆地。
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因水而美。經濟發展了,可水環境變差了,近年來干部群眾對此反映強烈。由污染造成的水質性缺水,根子在于傳統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煩惱”。
水環境形勢嚴峻
公開資料顯示,浙江省八大水系、運河和主要湖庫221個省控斷面水質達到或優于地表水Ⅲ類標準的比例為64.3%,11個設區市的31個主要飲用水源地達標率為92.7%。
“絕不能盲目樂觀,浙江省水環境改善的基礎相對薄弱,當前面臨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形勢依舊十分嚴峻。”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廳長徐震說,尤其在浙江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將更高,整治任務也將更加艱巨。
截至2012年,浙江省仍有32個省控地表水斷面為劣V類,31.7%的斷面達不到功能區要求。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有毒有害有機化學物質污染問題日益突出,在錢塘江流域就已經檢出67種有機污染物,其中苯并芘等五種有機物濃度在枯水期超過飲用水源地水質標準。
另外由于產業布局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管理方式粗放等問題,紹興市區3個斷面水質從滿足功能區要求變成不達標,嘉興市區兩個斷面水質從V類惡化成劣V類,像這樣的污染反彈現象在浙江尤為嚴重。
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浙江省提出了新一輪治水目標:5年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根據浙江的目標,浙江將以治水作為轉型升級的突破口,貫徹嚴格的污染排放標準和行業準入限制,嚴打環境違法。同時,還將全面落實地方政府的治水責任,全面推廣“河長”制”,而“河長”是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
“河長”制
水資源專家姜文來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過多年實踐,我國“多龍治水”的治污模式弊端日益凸顯。各部門各自為戰,互不干涉,逐漸有了利益之爭,于己有利就多做,于己無利就不管。
“多龍治水的方式需要改,但也不一定非要改成‘一龍治水’,水資源涉及各方面,更現實的操作或許是采用一種綜合協調的方式,進行水資源的綜合管理。”姜文來說。
浙江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表示,“河長”制正是為了解決“多龍治水”的難題,由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來綜合協調治水,將“多極治理”變為“共同治理”。
目前,浙江對實施工作實行分級考核,省“河長”制辦公室負責對各設區市“河長”制實施工作的考核管理,考核工作從2014年開始。考核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會監督相結合的方式。考核結果納入生態省建設工作年度考核,并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
具體考核內容,則包括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污染治理、河道整治、政策保障與長效管理、水環境質量等5項,對工作有創新、治理成效突出的設區市給予附加分。
據悉,浙江省早實行“河長”制的是嘉興市。2011年4月,嘉興轄區內的海寧市鹽官鎮試點“河長”制,將轄區內146公里河道劃分為100段,由全鎮104名鎮機關干部和78名村干部擔當“河長”,讓“河長”對包干河道的斷面水質達標、水環境改善負領導責任。
這種網格化管理、聯動治水的試點模式,在一年后逐漸在嘉興全市推行。目前,嘉興推行的“河長”制,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集中考核”的方式,將管理責任落實到“河長”。
治水不在“水”
治水,特別是治污水,在浙江上下通過實踐形成共識,就是治水不在“水”,而是在岸上。
全國人大代表周國輝表示,治水首先要找到原因,治水不是治農村,而是治企業。“要治水肯定要研究整個組合,怎么才能采取比較深入的技術,技術是不可或缺的,離開了技術治水肯定治不好。”周國輝說道,治水不是簡單地沉淀一下,重要的是要把它變成活水,“如何做到減排,做到斷面監測,要做的工作很多。”
“我們也是通過抓治水為突破口,淘汰落后產能,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通過這種途徑,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寧波北侖區長華偉認為,“五水共治”里面難度大、重要的是治污水,無論城鎮也好,農村也好,首先把污水截斷,這是抓住了“治污水”的牛鼻子。
怎么截污?華偉也給出了他的“藥方”:一是淘汰落后產能,搞技術改造,減少污水產生量;二是興建污水處理場,把各個地方的污水集中起來,集中處理,單獨排放;三是進行河道疏浚、清淤,打通斷頭河,使河水變活水。
曾經,杭州市區部分自來水出現嗅味異常,引發民眾對水源遭污染的質疑。
對此,浙江省人大代表朱鐘毅表示,政府要加大對蓄電池、電鍍、印染、造紙、造革、化工等重點行業污水排放的整治力度。同時,他還建議搬遷或者關閉位于水源保護區的畜禽養殖場,減少畜禽廢水直接向環境水體排放。
大禹治水十三年,為民造福,成功之時會諸侯于會稽。2014年,浙江省正式吹響了“五水共治”的集結號。至于成效如何,還請諸君共同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