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村環境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很多農村仍然被生活垃圾包圍,畜禽養殖造成污水橫流,大量使用農藥化肥致農業面源污染嚴重。為解決日益突出的農村環境問題,近年來中國多地政府相繼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并深入推進。尤其是總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上強烈呼吁,將我國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重心向農村轉移。
由于中國的村莊普遍規模較小、面廣分散,加上復雜的歷史、區域等因素,如何因地制宜治理農村環境考驗政府智慧。2010年,重慶、湖北等8省市開展全國農村環境連片治理首批試點,此后試點范圍逐年擴大。2013年下半年,財政部、環境保護部在農村環境連片整治的基礎上,又啟動覆蓋拉網式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試點工作,寧夏、江蘇省被確定為全國兩個試點省份之一。
自2013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建設“美麗鄉村”,中國各地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力度。
環保部、國土資源部都已描繪了誘人的市場蛋糕。僅就耕地修復而言,國土資源部于2013年底稱,全國有5000萬畝耕地中重度污染,國家每年將拿出幾百億元,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地下水嚴重超采綜合治理。
對于農村環保產業所帶來的投資機遇,業內人士表示,農村環境問題直接影響占總人口半壁江山的鄉村居民的生活和生產環境、身體健康甚至生存狀況,同時也與農業發展緊密聯系、相互影響,所以在未來很長的一個階段里,農村環境保護將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也將吸引更多的公司進入這一市場。另外,因為商業模式不成熟和投資落實存在困難,農村環保市場一直不能得以打開,在政策的引導下,這一市場未來將頗有空間。
大多數失敗的“務農者”
農村環境污染主要有:農藥、化肥的施用產生的農業面源污染,還有生活污水、固體廢棄物、畜禽糞便、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秸稈焚燒后也會產生大氣污染。目前,上述每個領域都有企業嘗試商業化治理模式,但大多失敗了。至今只有農村污水處理的商業化程度高,且只在近一兩年才熱起來。
2013年以來,國家相關部委頻頻出手,提供經費支持、頒布法規條例。大型環保公司也開始“務農”。
桑德公司是早進軍農村污水治理的企業之一。從2010年到現在,已在十余省份的一百多個鄉鎮開展了農村污水治理業務。“85%以上的大中城市,以及90%的縣城都有了污水處理廠。但占一半以上人口的農村一直被忽略。農村污染總量比城市多得多。”桑德公司總裁文一波說。
對此,眾多業內人士認為,農村污染商業化治理的前提條件是市場化。農村其他領域的治污困局,正是因為市場難以形成。尤其耕地重金屬污染的修復,自2013年以來,政策和政府號召都很熱切,但市場波瀾不驚。而面對前景廣闊的耕地修復行業,國內還僅處在研究階段,研究中的修復方法有植物修復和重金屬鈍化,而土壤修復企業基本沒有開展相關工作。
在專家看來,農地修復目前很難形成產業鏈。因為全國耕地修復需投入10萬億元以上。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只靠政府投入,是不現實的。而引導社會力量的參與機制還沒有見到雛形。“誰污染誰治理”尚未建立,“誰投資誰受益”顯然在耕地修復上難以推行,一畝耕地一年的經濟收入通常不會超過1000元。
避免“高大上”的技術模式
據不完全數據統計,我國村鎮污水處理若是簡單照搬城市污水處理的典型工藝,總電耗將數倍于城市污水處理,年耗電達到數百億度。為此,學者呂錫武明確指出,由于我國農村生活污水的特殊性,在污水處理工藝選擇方面,因運行成本較高,不能采用城鎮污水處理廠縮小規模的簡單方法。同時,由于農村土地資源有限,也不能使用歐美占用大量土地的單純生態處理工藝的方案。故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污水處理技術有待開發、驗證。
同時,對于農村污水治理而言,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夏訓峰指出,排放標準是污水治理技術選擇的主要依據,沒有排放標準就無法選擇技術。目前,已有的農村生活污水技術指南與排放標準包括:《村莊整治技術規范》、《各地區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技術指南》、《農村生活污染防治技術政策》、《村鎮生活污染控制技術規范》;而排放標準僅有《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尚且沒有統一的“農村污水污染物排放標準”。
據介紹,通過標準化和規模化生產與應用降低成本,將會是村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