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zhan內容導讀：法學界普遍認為，環境法是改革開放以來早啟動和體系化的一部部門法。環境法的很多制度是借鑒和國內創新的產物，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實際，理應在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既解決嚴重的環境問題，也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事實證明，作用發揮了，但是在強大的經濟發展規模、宏大的經濟開發領域和快速的經濟發展速度面前，環境法的總體作用在過去30多年卻并不是那么理想。

環境保護

　　
　　三大瓶頸
　　
　　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和標準，環境應急管理體制建設滯后于實際工作需要，基層應急能力較低、應急設備不足，三大瓶頸“卡”住了環境應急管理。
　　
　　“環境應急工作應以預防為主，走預防與應急相結合的道路。平時工作的重點應放在環境安全防范上，標準、規范的缺失是制約環境安全防范工作的瓶頸。”北京市環保局應急辦副主任李華感慨地說，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和標準，也沒有相應的標準可以參照，遇到事故難以實施，北京市應急辦在實際工作中經常遇到這樣的困惑。
　　
　　當前，環境應急管理體制建設滯后于實際工作需要。各級政府環境應急指揮機構設置不統一，職能交叉、力量分散，沒有形成有機整體，影響了環境應急處置效率。尤其是重大突發環境事件波及面廣，單一的環境應急指揮機構難以實施全面的應急指揮。
　　
　　“目前存在機構設置的不統一，如某省的應急機構設在環境監察總隊，市級有的設在環評部門，有的設在辦公室，還有的設在環境監測部門或污染控制部門。由于應急機構不統一，下達指令時各級應急部門不在一條線上，執行起來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力度上都不利。”環境保護部應急與調查事故中心馮曉波處長介紹說。
　　
　　據了解，環境保護部至今還沒有自己應對突發環境事件的物資裝備。雖然國家發改委有物資儲備庫，但是對環境應急方面準備不足。
　　
　　環保法滯后
　　
　　《環境保護法》一直以來，存在著法律法規與權力之間的兩種博弈。其一，權力介入或干預法律法規的制定，尤其是行業法規中行業利益色彩過重，這就產生了“合法合規”的高薪，產生了“合法”保護部門利益；其二，就是法律法規與權力的直接對抗，不少時候，權力占了上風，讓法律法規落敗，不久前的新聞，“罪犯局長”擔任原職務，讓法律很尷尬，讓權力很威風。權力爭取法律保護，爭奪法律資源，其實就是在爭搶“利益球”，竭盡全力讓自己的部門與行業利益大化。
　　
　　《環境保護法》的修訂不能再被權力所束縛，不能再被權力所捆綁。保護地球，是地球人的責任；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是權力的責任，是公民的權利。球場的烏龍球出于無心無意，權力的“烏龍球”則出于別有用心。保護環境也是一場競賽，與時俱進的法律法規才是公平正義的“規則”。
　　
　　虛化條款過多
　　
　　環境法是環境法律規則的總稱。法律規則須是能夠發揮實在作用的準則，即能夠判斷行為是否合法以及如何評價并處理的準則。
　　
　　為了配合這些準則發揮作用，環境立法除了闡述國家的政策和工作方針外，基本上都設置一些不帶法律后果的鼓勵性和限制性條款，如鼓勵干什么，支持干什么，引導干什么，限制干什么等，以營造法治氛圍。
　　
　　這些條款，很多環境法學者也將它們納入法律規則的范疇。但是，這些條款的數量不能過多。
　　
　　如果鼓勵性和限制性條款過多，從表面看來，涵蓋面好像更廣一些，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后果的支撐，這些規定在實實在在的利益面前就難以發揮有效作用，形同虛設，這樣會淡化環境法姓“法”的特點。
　　
　　違法成本低
　　
　　在環境法律體系的建設過程中，利益支持規則應當與利益剝奪規則的建設并重。但是，遺憾的是，前者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一些地方缺乏系統的思維，無窮無盡地給企業施加各種雜亂的環境保護工作指令，包括一些缺乏法律依據的指令，這讓企業應接不暇。企業即使努力地實現了，也心里打鼓，不知政府下一步又有什么大的動作，擔心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
　　
　　“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企業投巨資搞環保，卻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境地。中部一家煤化工企業負責人訴苦說：“我們環保投入已超過1億元，包括除塵站、脫硫設備等，導致產品在價格競爭上處于劣勢。公司產品每噸賣1100元，而別人每噸只賣1000元，結果市場只認不搞環保企業的產品。”
　　
　　因此，守法成本太高，企業的抵觸心理越來越強。成本低的環境違法行為成為一些企業不得已的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綠化委員會副主任賈治邦表示，政府應當既要抓好工業戰線的直接減排，又要抓好生態建設的間接減排，加大環境執法監管力度，查處和打擊違規違法的行為，促進工業盡快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現在是守法的成本高，違法的成本低，這些問題需要從法律上根本解決好”。
　　
　　環境監管缺失
　　
　　我國當前的環境監管是以自上而下“暗訪”，隨后下級環保部門對違規污染企業進行“大檢查”并施以“限期治理”來“亡羊補牢”的套路為主。筆者認為，這一自上而下的環境監管，是環保部被稱為“世界四大尷尬部門之一”的一個重要體現。
　　
　　我國環境監管通常是上級暗訪在前，地方大檢查在后。如果不是上級部門暗訪，而是當地群眾揭發，那么群眾會不會被壓制、收買，甚至被軟硬兼施，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呢？如果是這樣，違規排污企業將繼續著昨天的故事，當地的環境質量和人民群眾的權益也就沒有了“明天”。
　　
　　當前，往往是上級監察以一對十或更多，監督乏力。群眾揭發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環境監測和環境問題識別等技術性障礙。還有，愿意并敢于站出來揭發企業違規排污的群眾還是極少數。至于地方環保部門和政府，它們甚至可能將污染企業當做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