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zhan內容導讀：城鎮生活垃圾處理是城鎮管理和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近年來，我國城鎮生活垃圾收運網絡日趨完善，生活垃圾處理設施數量和能力快速增長，城鎮環境總體上有了較大改善。截至2010年底，全國設市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年清運量2.21億噸，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63.5%，其中設市城市77.9%，縣城27.4%。
　　
　　但也要看到，由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生活垃圾激增，垃圾處理能力相對不足，一些城市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境。同時，部分處理設施建設水平和運行質量不高，配套設施不齊全，存在污染隱患，影響城鎮環境和社會穩定。為此，應在“十一五”有關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的基礎上，及時把握國家高度重視、資金投入力度加大、激勵約束機制日益完善、裝備支撐顯著增強、節能環保產業快速發展的有利時機，精心組織、科學謀劃，加快推進處理設施建設，不斷提高設施運營水平。
　　
　　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暴露出垃圾處理設施超負荷運行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垃圾產生量的與日俱增，更多垃圾被納入到正規的收運體系中來；二是現有垃圾處理設施已日趨飽和，新建項目爭議不斷，建設周期被無限拉長。
　　
　　以北京為例，在上個世紀50年代，北京每年產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萬噸，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產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萬噸，而今日產1.84萬噸垃圾的數字還可能再攀升。
　　
　　“垃圾量的增加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廢處副處長鄧俊說，隨著經濟發展，北京早已邁入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多，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帶來的就是垃圾量的激增。
　　
　　此外，不可持續的處理方式也帶來了北京垃圾總量激增的后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垃圾對策專家王維平告訴記者：“原來對垃圾的處理只是簡單地把垃圾搬出城露天堆放，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基本上被垃圾包圍。”
　　
　　“雖然在90年代開始有了垃圾處理的概念，但是簡單填埋的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垃圾減量的問題，而且由于垃圾管理缺乏前端觀念，量的增加是必然結果。”王維平說，垃圾中包裝物的增量客觀地反映了目前垃圾管理前端的缺失，雖然多年呼吁，但我國目前尚沒有限制包裝等有關法律。
　　
　　垃圾處理設施長期超負荷甚至“帶病”運行，增加環境污染風險，絕不是長久之計。在垃圾分類、回收利用進展緩慢的情況下，短期內新上設施、提高生活垃圾處理能力是城市管理的迫切需要，然而卻屢屢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選址難甚至引發公眾事件已經極為普遍。
　　
　　這是“鄰避效應”所致，誰都不想把廁所建在自家門口。在日本、我國中國臺灣等地，垃圾焚燒設施目前能建在鬧市，民眾處之泰然，此前也是經歷了漫長的抵制過程。可以說，這是一個必經階段。
　　
　　但如何讓我們加快這一過渡的時間、切實提高城市垃圾處理能力？必須對前車之鑒進行總結和學習。規劃要在前、利弊多權衡、信息全公開、審慎再定奪、監督有保障、補償要合理，政府與公眾溝通、協調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運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令人擔心的是，手握建設、審批權力的決策者們，又有多少能真正認識并做到決策的透明化、民主化、科學化？有人士曾估算，要滿足《“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的要求，今后3年還需建設150余座900噸級垃圾焚燒廠。若不能及時調整目前“一家說了算”的權力思維，實現這個目標恐怕難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