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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垃圾圍城”危局日趨嚴峻，一邊是隨之而來的鄰避潮涌。“內憂外患”，這是如今業界對于垃圾焚燒處理行業的普遍看法。

一組數據或許更為直觀：目前，我國大中城市年均產生的生活垃圾達1.61億噸。來自媒體的報道消息稱，2009年之前，北京市超9成的生活垃圾通過衛生填埋方式進行處理，每年要消耗掉500畝土地。按照年均8%的城市生活垃圾產量增速，幾年之后全市的垃圾填埋場將再無“用武之地”。

不止北京。作為中國發達的城市之一，上海、廣州、深圳同樣也面臨著“垃圾圍城”的窘境。廣東省科協的一項調研顯示，僅在廣州、深圳兩地的人均生活垃圾產量就超1kg/天，年產量均超過500萬噸。而在輿論看來，前段時間發生的“垃圾偷倒太湖”案，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海生活垃圾的處理困境。另據媒體此前報道，中國城市垃圾正以每年8%—10%的增速、占地面積達5億平米的架勢洶涌襲來。

如此巨量的城市生活垃圾該往何處去？首先，垃圾處理得符合“三化”原則，即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等三措并舉。另一方面，作為較之填埋更為低能耗、較之堆肥更為環保的一種處理方式，焚燒成了至今垃圾為合理的歸宿。

在近期出來的環保政策中，亦可探明垃圾焚燒的重要性。在發改委、國土部、環保部與住建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求各地盡快補齊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短板。與此同時，該意見還對明確了各地垃圾焚燒的處理進程：截至2020年底，全國設市城市的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總處理能力的50%以上，全部達到清潔焚燒標準；分為核心區、防護區、緩沖區，核心區的垃圾焚燒項目還應一應配套有主體工程、配套工程、生產管理、生活服務設施。

然而，一方面感覺行業春天將至，另一面在現實困境中卻倍感壓力：兼顧著技術優勢與政策紅利的垃圾焚燒卻始終“紅”不起來。為啥？源自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困境——鄰避運動。“不能建在我家旁邊”、“一鬧就停”……廣東肇慶、湖北仙桃、浙江海鹽、海南萬寧……2016年以來，自一些地方垃圾焚燒的發電項目呼之欲出，便遭到了附近居民的強烈反對。

在業界資深人士傅濤看來，鄰避運動頻發的原因在于，隨著大數據時代到來，公眾對生態環境日趨重視之際，認知程度亦水漲船高。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企業、政府、公眾始終處于不同“頻道”上，也凸顯出垃圾焚燒的行業痛點。而部分垃圾焚燒處理項目質量參差不齊，也導致了“鄰避運動”普及化的加劇。據公開資料，僅在2016年一季度，在環保抽檢的逾100座垃圾焚燒廠中，30座被發現存在超標排放的違規行為。

當然，這其中也存在一些誤解。為公眾所熟知的是，被夸大的二噁英污染。誠如隨著環保處理技術日臻精細，二噁英問題早已可知、可防、可控。在2016年1月1日印發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18485—2014）中明確指出，二噁英排放限值需達0.1納克/立方米。而在此前的網絡流傳中，這一標準曾被指較歐盟標準寬松幾十倍。但事實上，國內標準是小時均值，而歐盟標準則是日均值，兩者既不在同一衡量標尺上，又豈能“同日而語”呢？

“就這么一個簡單的事情，我們就不能直面嗎？這就是我們行業當中困難的一件事。”業界資深人士江曉華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指出。而眾多業界人士均認為，破局垃圾焚燒困境，還需從政府、企業、公眾三方面綜合考量，即以客觀運行數據為基，在垃圾焚燒項目的選址、建設、運行、監督等多個路徑，建立相應的透明、陽光、公平的三方溝通渠道。

此外，“既不是‘天使’，也非‘魔鬼’”的垃圾焚燒市場也正迎來的品牌時代。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發電分會秘書長郭云高日前在接受中國環境報采訪時曾明確指出，“經綜合計算，截至2020年底，我國垃圾焚燒規模有望達到62噸/日，需至少新增垃圾焚燒發電規模30萬噸/日以上，相當于新建300個1000噸/日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照此規模，未來5年的市場規模將超過這個行業此前30年來建設規模的總和，行業不言而喻。

未來垃圾焚燒能否跨越“鄰避”困境，通過重塑行業再造一個黃金時代，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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