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早在國務院發文推進第三方治理之前，各地就已經陸續在一些行業開展實踐。但當時面臨的業主積極性不高、市場封閉等問題，現在仍然存在；同時運營企業在權責邊界、稅收等方面還有不少訴求或爭議，大家普遍期待有關管理部門能夠根據各地實踐，自上而下予以解決。
　　　　
　　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地方又有新動作。
　　
　　近日，河北省政府印發《河北省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辦法》），鼓勵在環境公共服務領域、工業園區污染治理與設施運營服務領域、重點行業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其中，重點行業包括，列入限期治理且逾期不能完成治理任務的鋼鐵、水泥、電力、玻璃、焦化、化工、制藥、印染、電鍍、制革企業。
　　
　　同時，為加強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機構的監管，河北省要求建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機構“黑名單”制度，對有監測數據造假、偷排偷放等環境違法行為，以及由于管理失職等人為可控原因造成環境污染事故、信用評價結果屬于“差”等級的，列入“黑名單”并向社會公布。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馬輝指出，從2015年初國務院出臺《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后，今年陸續有四五個省份出臺了類似的文件，現在只是鼓勵，未來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肯定是發展方向。
　　
　　隨著環保產業逐步走入風口，第三方治理模式業已獲得實質推進，政府購買環保公共服務、PPP模式和環境監測社會化已鋪開，環境保護市場化進程正在加快，市場化機制正逐步建立。在環保新政策、新舉措推動下，環保行業總體規模正逐步擴大，增長速度達到GDP增速的兩倍以上，產業領域不斷擴展，整體水平不斷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類似于第三方治理的諸多市場化治污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和探索之中。
　　
　　具體來看，相較于傳統治污模式，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在環境污染治理工作中引入市場機制，通過排污者與市場上提供專業環境服務的第三方企業建立契約關系，排污責任主體把污染治理工作委托給專業的環境服務公司的一種治污模式，具有治污集約化、產權多元化、運行市場化等特征。
　　
　　有效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具有多方面的制度優勢，可以顯著降低政府執法管理成本，便于環保部門集中監管，減少企業的邊際治理成本和達標排放成本，改進企業達標排放率，大幅提高治污效果，促進環保企業和產業發展。據統計，浙江省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專業化運營后，達標排放率可達70%—80%以上，有的甚至可達到90%以上，與污染企業自行運營相比，達標率提高了30—50個百分點，運營成本節約了10%—20%。
　　
　　然而，我國環境污染治理長期沿用“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一直都是排污企業作為責任主體自行開展污染治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第三方治理模式一直是部分企業或行業的探索性實踐，猶如星星之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勢。以企業環境污染治理領域為例，企業污染治理社會化運營比例偏低，還不足5%。
　　
　　此外，第三方治理之所以尚未“大施拳腳”，還源自其內生困境。“治理設施都委托出去了，但一出事兒，不管是不是我的原因，行政處罰為何還是落在我頭上？”從第三方治理實踐的開始直到如今，一直有排放企業表達過這樣的“不理解”。
　　
　　對此，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副局長汪冬青指出，污染主體責任在法律規定上是明確的，是個無需質疑的事實。“誠如，把危險廢棄物處理處置交給第三方，但治理主體責任并未移交，專業運營只是中間的一個環節。”
　　
　　對此，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主體責任的明確，事實上將有效督促引導排放企業選擇合格、誠信的第三方治理企業，并對后者實施合同范圍內的有效監管，有利于提升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形成企業間的監管”，正是這一模式的優點之一。不過，除合同約定內的責任，汪冬青想特別提醒環保設施專業運營商的是，除了要加強自律、誠信，企業應對環境違法違規中的連帶責任有充分認識。
　　
　　他進一步解釋說，“比如，我們曾發現某地一座污水處理廠出現流量計弄虛作假以套取處理費用的問題，經查實后，污水處理廠法人、運營企業負責人都被追究相關責任。”汪冬青說，對于第三方治理中的雙方而言，合同的約束力不能超過法律。“運營方再信誓旦旦說可以負責，但出了事情業主還是要承擔責任。反之，運營企業一旦發生違規違法行為，無論是否由甲方授意，也要被追究相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