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如何才能“立憲”？
文/吳伯凡
英國16世紀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把國家的興盛與衰落比喻為身體的兩種“熱”：一種是運動之后身體的發熱，它有利于身體的強健;一種是人生病時的高燒，它因身體的“內亂”和“內耗”而起，其熱度越高，對身體的危害越大。一國的興盛取決于這個國家是否具有外向擴張的強烈意愿和巨大動力，而這種意愿和動力又取決于這個國家是否具有內在機能的自我調節、自我妥協的能力。培根似乎預見到了英國日后的強大，也似乎間接預見到曾經征服、統治過英國、有著強烈民族*感的法國在進入近代以后將被英國遠遠地甩在后面。
從征服者的角度看問題，以壓倒性力量一次性解決沖突和矛盾，逐漸成為了法蘭西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慣性。當內部的沖突出現時，雙方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解決”的方式。強勢者竭盡全力維護其強勢地位，弱勢者同樣不留余地地以獨裁的方式來“終止”獨裁，勢不兩立的雙方由此陷入到無休止的革命——復辟、復辟——革命的拉鋸戰中。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層出不窮的沖突讓法國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高燒”不斷。
就在這一百多年間，海峽對岸那個小小的島國成為了“日不落帝國”。在英國，被征服的歷史塑造了一種直面沖突的心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意識到，沖突不是例外，而是常態，一次性解決沖突是天真的奢望。重要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對方”;比一時的征服更重要的，是長期的相處。“妥協”（Compromise，本義是“共同承諾”）在常懷征服者心態的人看來是可恥的，但在英國人看來是一種基本的責任和生存智慧。值得謀求的是“zui不壞的”解決方案，因為沒有“的”、一勞永逸地解決沖突的方案。同為“革命”，法國的“大革命”謀求的是以“*消滅”為底色的“*解放”（Liberation），而英國的“光榮革命”謀求的是以沖突各方共存的“自由”（Liberty）。而“自由”的本義，是在權利界線清晰的前提下“各得其所”或“自得其所”（所以嚴復將英國思想家穆勒的名著《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
“妥協”首先是一種以目標為導向的共同承諾、相互讓步的心智模式，一種對權利和權力界線不可逾越的共識。只有心存妥協的君主和臣民，才可能“共同承諾”，才可能“立憲”。沒有這種內在共識和內在契約，外在的契約要么是一紙空文，要么是意在“干掉對方”的雙方用來證明自己具有*合法性的說詞。
黃光裕與陳曉間“快意恩仇”的通俗大片就是這樣開始的。除了更多更大的沖突和騷亂讓公司“高燒”不退，它不可能導致任何實質性的結果。誰贏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沒有贏家或贏家一無所獲的爭斗。真正緊要的是在誰都不贏中誰都不輸，是在相互服輸中建立一種讓家族的暴力和管家的陰謀都難以發作的免疫系統，讓“公司立憲”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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