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生態補償條例》草案起草領導小組、工作小組和專家咨詢委員會成立。“《條例》制定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直接關系到不同地區發展”，國家*副主任杜鷹強調。
河南十個市被扣繳生態補償金3718萬
環保部環境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前副主任，現任環保人事司副司長任勇說，生態補償很重要一點是要確定誰給誰補？首先國家生態功能區和自然保護區應該獲得補償。
此前，環保部曾劃分出1458個對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態功能區，約占國土面積的22%，人口的11%。包括水源涵養區、土壤保持區、防風固沙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和洪水調蓄區。
“西部保護 東部付費”
此次《生態補償條例》起草，國家*牽頭部門為西部司，意味著此次生態補償條例的起草，將更多推動東部向西部地區的生態扶貧。
“生態補償主要有兩點，一個是收益者付費，得到補償的應該是保護者，另一個是破壞者付費”，任勇說，比如西部的三江源頭，當地水源保護得好，全國人民都受益了，但當地經濟可能又會受到一些影響，這時候就應該由*政府出面補償。
廣西大瑤山自然保護區的金秀縣，在1998年全面實行林木禁伐之后，林農依靠木材和林下經濟植物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出現嚴重返貧現象。該縣1999年貧困人口為9844人，到2003年貧困人口增加到55811人，占全縣人口的37%。另外，由于保護區更加嚴格的保護要求和標準，失去諸如發展工業等其它發展機會。
此外，西部地區是中國礦產資源開發導致生態環境破壞的重災區，歷史欠賬很多。
僅以山西省為例，環保部環境規劃研究院副院長王金南舉例，山西每開采1噸煤直接破壞2.48噸水資源。每年開采5億噸煤，破壞的水資源達12 億m3左右，相當于山西省整個引黃工程的引水量。
“2003年山西省煤炭工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損失為288.77億元，約占當年全省GDP的11.5%，折合噸煤的損失平均為64.23元，約占煤炭2004年出省平均價格的28%，而這部分損失并未納入煤炭生產成本”，王金南在報告中寫道。
生態補償：看上去很美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缺乏*政府協調機制，許多重要跨界流域和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無法建立，一般是上游地區反映強烈，下游盡量回避；對礦產資源開發的生態補償問題，個別地方以收費或押金制度簡單替代生態補償機制，免除了治理和恢復生態環境的責任。
任勇說，主體功能區和自然保護區考慮進去以后，流域應該也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浙江有些小流域，涉及兩個縣，省里出面即可協商解決，但涉及多個省的需要*政府協調。
鑒于生態補償牽涉面廣，矛盾復雜，任勇建議，在*下設生態補償委員會，負責上述4項事務的協調管理，仲裁有關糾紛，為重大決策提供咨詢意見等。生態補償工作量比較大的省市，可參照設置相應機構。
在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與*財科所專家共同擬定的建議中，還希望建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基金。資金來源包括：現有*財政每年投入的生態建設與保護工程資金，全部納入基金中，按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每年增加一定比例；借鑒浙江等地經驗，將國家對林業、水利、農業、扶貧等專項補助金和相關收費（如水資源費、水土保持收費）收入的一定比例放入基金中。
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指出，針對礦產資源開發造成的嚴重生態環境問題，開征生態補償費，或在現有資源補償費的基礎上增加一個生態補償費是非常必要的。浙江樣本
多省調研后，任勇表示，浙江省生態補償較為成功。
4年來，浙江省財政已安排了26億元的生態環保財力轉移支付資金。
但實際操作中也將面臨不少問題：財政轉移支付支出結構不夠完善；源頭地區的生態補償考核指標不夠健全；多元化補償機制和渠道有待繼續探索；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價值核算體系還沒有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往往不能清晰界定。
浙江*表示，今后解決生態補償量化的難題；為生態補償機制立法；將財政轉移支付與諸多要素掛鉤；建立水源保護補償機制。
“在一個行政轄區內的（中）小流域，基于市場機制的生態補償模式有很大的應用潛力，并具有率的優勢，如浙江東陽——義烏的水資源交易模式。”
任勇認為，浙江關于逐步健全生態破壞責任者的經濟賠償制度的政策設計，是很有價值的。浙江的經驗還顯示，明確政府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并建立嚴格的監督和考核制度，是生態補償機制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