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污水處理】國務院關于國家財政水利資金投入和使用工作情況的報告建議，支持推動建立水權制度，加快研究水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明確水權歸屬。同時，該報告明確指出，培育水權交易市場，健全水資源節約使用制度，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水資源配置和節約使用中的決定性作用。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思路在水資源領域開始發酵。
　　
　　2014年11月，水利部發布《取水權轉讓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提出依法獲得取水權的單位或個人，在取水許可有效期和取水限額內，有償轉讓其通過部分措施節約的水資源。
　　
　　事實上，2014年7月水利部就提出在寧夏、江西、湖北、內蒙古、河南、甘肅和廣東7個省區開展水權試點，邁出水權交易的堅實一步。
　　
　　水權交易，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早在10年前業界就曾圍繞水權交易進行過激烈的討論，2014年水權交易開始疾步前行。推進水權交易的時機是否已成熟？阻礙水權交易的“絆腳石”是否已消除？水權交易未來的出路在哪？一時，眾說紛紜。
　　
　　水利部曲線推進水權
　　
　　“水權是什么，法律沒有明確定義，誰來管理也不知道。”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長許新宜說，我國真正的水權交易是不存在的，現在都是在做水量交易，要進行水權交易就得修改《水法》。
　　
　　現在的《水法》是2002年修訂過的，當時并未將水權概念納入其中，因此水利部要推進水權交易就遇到了法律問題，國家機關要依法行政，法律沒有規定就不能做。
　　
　　“現在中央政府對于依法行政越來越強調，沒有法律規定，由全國人大授權或地方人大立法也可以。”許新宜說，做些試點和研究是可以，但不能真正推進水權交易。
　　
　　這也是水利部原來打算推行水權分配管理辦法但中途夭折的原因。后來把水權改為水量，出臺《水量分配暫行辦法》，而水量分配在水法上是有規定的。水量和水權自然不同，水量分配涉及的是政府對政府，而水權則要落到用水戶身上，是公對私的。
　　
　　有專家指出，以前水利部想大力推水權，但遭遇障礙，現在雖然沒有再提水權概念，實際上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在推進。
　　
　　不過，水權交易并非解決水問題的靈丹妙藥。在水量短缺的情況下，由于大家都缺水，水權交易反而不會太多，而水量豐富的地方更不用水權交易。不過，中國南方雖然水量豐富，但很多河流嚴重污染，不適宜飲用，這就造成另一種缺水。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指出，這也是水權交易在義烏等南方地區能開展的原因，而去年上萬頭死豬漂進上海水源地也凸顯了這種水質型缺水的嚴峻。
　　
　　在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短期內難以減速的情況下，隨著人口產業的聚集，水量短缺和水污染造成的水質性缺水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而水權交易雖然難以真正實現，但通過用水指標轉讓這種市場化手段，也能實現部分水資源的重新配置，實現曲線救市。
　　
　　水權改革求解用水難題
　　
　　如今，日漸增多的“水荒”早已不斷提醒著我們：是時候，該節約用水了。或許從認識上我們已了解水資源的珍貴，但行動上舊習難改，用水效率極低。目前，我國平均單方水GDP產出僅為世界平均水平1/4左右，不足一些發達國家的1/10；2011年全國灌溉水利用系數僅為0.51，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型用水的洗車、洗浴等行業蓬勃發展，全社會還沒有形成節約用水的意識和習慣。
　　
　　水權改革推動水資源的商品化、市場化，正是為了解決上述問題。
　　
　　對缺水地區來說，水資源瓶頸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而水權交易可能是他們破解瓶頸的惟一指望。目前，我國的水權交易市場還在培育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浙江東陽、義烏跨區域實施的水權轉讓以及寧夏和內蒙跨行業實施的水權轉換。
　　
　　“我現在頭疼的就是水。”彭波正在想盡各種辦法尋找用水指標。彭波是某實業有限責任公司的副總經理，正在運作一個核定產能120萬噸的煤炭項目。煤礦所在的內蒙古烏海市，四周被烏蘭布和、毛烏素等沙漠所包圍，屬極度干旱地區。彭波的煤礦加上配套的洗煤廠，每天需用水2000多噸。這個指標目前還沒有著落，彭波希望從周邊礦井購買采礦的疏干水。他說，項目在報發改委核準以前，必須通過水資源論證等單項審批。
　　
　　《取水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將為彭波的交易活動提供法律依據——允許依法取得取水許可的單位或個人，將其通過調整產品和產業結構、改革工藝、節水等措施節約的水資源，轉讓給受讓人。“取水權是中國水權體系中核心的權利。”水利部政策法規司體改處副處長熊向陽說，《水法》明確水資源的所有權為國家所有，所有權制度主要規范政府的監督管理行為，而在使用權層面上，高達70%-80%的取用水都是通過取水權來實現的。
　　
　　在中國現行法律制度下，水行政主管部門核定的取水權期限大多為5年，其年度取水額度要根據取水權額度和預測來水確定。以內蒙古為例，黃委會分配的用水指標是60億立方米，但每年的實際用水計劃根據黃河上游來水預測都會有所變化。這些用水指標落實到各個具體的取水權人身上，也會有相應的波動。
　　
　　這種不確定性增加了水權轉換的風險。“如果處理不當，水權轉讓將很難推進，一定要保證取水權利穩定，取水權人對其年度取水額度有一個基本預期，水權轉讓才具備可行性。”熊向陽說，這要求《轉讓辦法》盡快出臺。
　　
　　目前，針對原審批的取用水量的核定和取水許可證的換發正在國內統一展開。熊向陽說，對取水權人來說，這次核定將是他們開展水權轉讓的基準點。
　　
　　水，未來怎么用？
　　
　　無疑，水權改革將深刻影響我們的用水方式。
　　
　　我們不得不在用水上“斤斤計較”。雖然生活用水是受保障的，但如果我們節約用水，省下水權，或許可以在市場上賣一個好價錢。生產中就更是如此了，你如果要辦一個新的企業，可能不再是找政府部門給你取水許可，因為所有的水權都已經分配出去，你只能在市場上購買。
　　
　　顯然，如果你所在的區域比較缺水，那水權的價格就會比較高，在這種地方，高耗水的企業生存將很困難，新企業不愿進入，老企業也可能賣掉自己的水權，搬到一個水源充足的地方去。這將促進區域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
　　
　　農業種植結構同樣如此。如果水價較高，農民將趨向于種植耐旱作物，發展節水農業，剩下的水權可以出售獲益。當地政府為了二三產業發展用水，也樂于引導農民進行這樣的調整。這甚至將改變我國的農業版圖。當然，這里面也存在對農民的侵權風險，就像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侵占農民土地權益一樣，改革過程中應盡早考慮預防措施，保障農民的水權益。
　　
　　實際上，水權改革在劃分水資源使用權的同時，也在劃分利益格局。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行業之間、上下游之間，由于水權的分配將出現利益格局的調整。水權一旦進入市場，如何保障一些弱勢而重要的產業，比如農業發展不受影響，將是一個重要課題。
　　
　　還有生態保護，水權改革理論上首先要確保足夠的生態用水，但在利益驅動之下，生態用水能否守住底線，仍是一大考驗。
　　
　　簡言之，水權改革將開啟一個新時代，因為水是生存生活須臾不可離之物，因此它的影響將比前述所說更加廣泛。或許，未來當我們面對流淌的河流時，不僅會欣賞它的波光云影，感嘆逝者如斯，還會在心里暗忖：這里面有幾桶水是我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