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不“手軟”的司法，才是環保的有力后盾?？梢云诖?，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司法系統逐步擺脫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縛，檢察院擔任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直接向不作為的行政部門叫板，或將逐步成為環境治理中的常態。
　　　　太原首判“污染環境罪”
　　
　　近日，太原市杏花嶺區一不銹鋼渣洗選廠負責人李某，由于沒有環保手續、利用滲坑非法排放含鉻的液體，被杏花嶺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李某當庭表示不上訴。這也是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檢察院環保司法新解釋實施后，太原市首例以“污染環境罪”為罪名判處刑罰的案件。
　　
　　“兩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罪名做出補充規定，取消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為“污染環境罪”。這一改變，實質是降低了企業污染環境的入罪門檻，既加大了環保執法力度，也體現了從嚴打擊的立法精神。
　　
　　這一新解釋自2013年6月19日起實施，可操作性。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實際中似乎并未得到很好執行。究其原因，或許是環境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還不夠緊密。誠如太原，直至近才有“污染環境罪”判落槌，但已經算是先行一步。而仔細分析這起案件的查處和判決，仍然不免產生疑問。
　　
　　首先，該案是2014年6月初由太原市紀檢監察、環保、公安、檢察等部門聯合行動，在開展為期10天的集中打擊環境非法違法行為專項執法檢查中破獲的。以今日環境保護壓力之大、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一家沒有環保手續、利用滲坑非法排放含鉻液體的非法企業，何至于非得等到如此大動干戈，才得以查處呢？
　　
　　其次，非法企業地處杏花嶺區中澗河鄉南窊村，地理位置不算偏僻；多年來一直“打游擊”，犯案時間足夠長；查處時廠區燈火通明，機器轟鳴震耳欲聾，生產作業熱火朝天，行為并不隱蔽；僅在廠房外一百米處就有多個滲坑，直接利用污水的自然滲透達到排水目的，排污更是肆無忌憚。究竟是沒有人舉報，還是明知而不查呢？
　　
　　法律要讓人敬畏，不在于立法之嚴，而在于執法之嚴。再好的法律，如果不嚴格執法，就只會成為擺設。2014年的北京“APEC藍”讓人津津樂道，更讓人感慨萬分。成為國人心病的霧霾，在北京APEC會議期間一掃而光，不是天幫忙，而是人作為，與環保部官員下大力氣深入北京及其周邊地區深入督查，特別是各地傾力配合、嚴陣以待大有關系。
　　
　　這就充分說明，對“APEC藍”不用擔心不可遇，而是就怕不去求。環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兩高”新定“污染環境罪”，特別是新《環保法》在新年伊始也已開始實施，新增加“按日計罰、責令停業、關閉和行政拘留”等措施規定，進一步賦予了環保執法的剛性依據，也使保護環境成為每一位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環境司法一路同行
　　
　　2014年7月3日，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正式成立；同時頒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環境資源審判工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要求，人民法院要設立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構，中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環境資源審判業務量合理設立審判機構，案件數量不足的地方，可以設立環境資源合議庭。2014年，各地環境資源審判工作取得較大進展。
　　
　　截至2014年12月9日，全國共有20個?。ㄊ小⒆灾螀^）人民法院設立了環境資源審判庭、合議庭、巡回法庭，合計369個。12月30日，江蘇省人民法院對泰州1.6億“天價”環保公益訴訟案件作出二審判決，成為全國迄今判賠數額大的環保公益訴訟案。
　　
　　首先，回顧我國環境立法特別是2014年環保法的修訂，經歷了一個曲折而艱難的過程，由當初一審草案小修小改的修正，到四審正式通過時大修大改的修訂，環境司法的貢獻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
　　
　　眾多業內人士介紹，一審稿中未做出規定或規定很不到位的環境公益訴訟、政府環境責任、生態補償法律責任、對嚴重環境違法行為處以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等嚴厲措施，以及對偷排等故意違法行為處以重罰等，無一不是直接與環境司法審判實踐的探索和裁判相關聯的。司法對立法的推進功能在環境司法中發揮得，這在我國司法審判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理論和實務界為此而歡欣鼓舞。
　　
　　其次是環保法庭的設立。2014年，高人民法院設立了環境資源審判庭，專門審理環境資源違法案件，表明了司法對制止環境違法、維護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回應，并給予嚴格和及時的法律保障。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的建立如雨后春筍，并結合本地區的實際積極探索，面對立法不完備等困難，頂著來自各方面的沉重壓力，成功地審理了大量環境資源案件，維護了環境正義，開拓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司法審判的道路。
　　
　　再次是環境司法水平的迅速提高，高人民法院針對環境資源審判實際，發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和典型案例，對地方環境資源審判給予及時和正確的指引，也為環境資源法乃至整個法學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營養，更為環境法制普及和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司法不“手軟”，環保才能硬起來
　　
　　事實上，早在2015年1月1日，被稱為“史上嚴”的新《環保法》實施，與此同時，一起與環保有關的案件引發輿論關注：貴州畢節市金沙縣檢察院將環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職責，處罰一家因噪聲污染而頻遭百姓舉報的企業。這是我國首起由檢察機關直接作為原告，向環保部門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案。
　　
　　本案值得關注之處在于，這次檢方是直接以原告的身份介入環境公益訴訟，真正開啟了檢方與地方環保部門在司法上的直接“對壘”格局。本案的首創意義不容小覷，也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建立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的規定形成呼應。
　　
　　以往，地方檢察機關一般只作為公益訴訟的支持方，而非訴訟主體。這在現實中往往是符號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對于推動環保問題的司法裁決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在本案中檢察院向訴訟主體“轉正”，對于強化司法在環保問題中的介入作用非常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公益訴訟中，被告多側重于涉事的排污企業，而指向環保部門的不作為或腐敗的行政公益訴訟少之又少。這一訴訟格局的出現，除了相關制度配套的不健全之外，也是地方環保部門和社會公益組織與公民個人之間力量對比懸殊的必然結果。較之于公益組織或個人發起訴訟，檢方主動作為原告起訴地方行政部門，其力量的“對抗”格局顯然不可相提并論。
　　
　　更為重要的現實是，推動檢方在行政公益訴訟中擔任原告，也是對于當前行政訴訟與環境公益訴訟所存在的不足的一種必要補充。在行政訴訟方面，《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就是說，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是民事權利的直接受侵害者，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主體，其他人或組織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權利被排除在外。如此一來，行政訴訟主體實質上是非常受限的。
　　
　　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即便在稱之為“史上嚴”的新環保法中，環境公益訴訟主體雖有所擴大，但依然嚴格限定在“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范圍之內。雖然這已經由一審稿中的“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公益環保組織擴大為“數家”，但公益訴訟主體的范圍之窄可見一斑。
　　
　　由此可見，在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參與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賦權遇阻的背景下，推進檢察院向行政公益訴訟主體的邁進，不僅是對訴訟力量的必要補充，也是避開阻力的優選方案。這對于加速環保問題的司法化進程，更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助力。
　　
　　不過，這一改革雖直接指向環保議題，首先考驗的仍是司法環境。也就是說，通過探索與試點實踐，賦予檢察院的行政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其終效果如何，還是要回到司法正義的維度上來考量。特別是，作為原告的檢察院不僅要向違規違法的排污企業進行訴訟，更要將主要精力放在監督地方環保部門方面，著重解決行政部門“手軟”的老大難問題。這樣一種“對抗”格局，若缺乏能夠真正超脫或獨立于地方行政利益掣肘的司法環境作支撐，恐怕難以走遠。
　　
　　不“手軟”的司法，才是環保的有力后盾。可以期待，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司法系統逐步擺脫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縛，檢察院擔任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直接向不作為的行政部門叫板，或將逐步成為環境治理中的常態。但這項改革開啟的同時，仍需警惕的是，賦予檢察院的行政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并不意味著對于一般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環保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替代，而只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落實公民與社會組織環保權利的擴大，仍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