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噪聲控制】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環境噪聲污染已成為嚴重擾民的突出問題。根據《201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316個進行晝間監測的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區域聲環境質量為一級和二級的城市比例為76.9%。如何應對日益增多的噪聲污染事件及投訴，已成為當下城市的“老大難”。
　　　　遭遇街頭噪音 市民直呼“吃不消”
　　
　　“十一”黃金周剛剛結束，在這個難得的長假當中，許多市民都選擇利用假期探訪親友，或是和家人一道出門旅游。隨著“長假經濟”的不斷升溫，黃金周也成為一年一度的消費旺季。從九月底起，商家們就早早開始準備，使出各種招數搶占商機，百貨商場、專賣店、超市門口掛滿了各色彩旗廣告，打折促銷口號更是不絕于耳。然而，對于很多外出逛街購物的市民來說，大街上這種高分貝的“喜慶”氛圍，卻讓人感到有點“吃不消”。
　　
　　“長假出門逛街，看到城墻、鐘樓等地方都掛上了彩旗，擺上鮮花，感覺挺有節日氣氛的。”家住西安長樂路的市民陳穎表示，一些大型商場也都推出促銷活動，比平時劃算不少，是個外出消費購物的好時機。“但十一出門逛街，煩惱也很多，除了人流量太大，馬路上商場里都很擠之外，商家們促銷喇叭的噪音，也讓人受不了。”陳穎說，每當自己走到鬧市區的繁華地段時，總能聽到路邊店鋪此起彼伏的宣傳口號，或是用音樂和叫賣聲招攬顧客，“讓人根本無心駐足停留，只能捂著耳朵趕緊通過。”
　　
　　在她看來，這種“噪音污染”式的促銷，根本不能起到宣傳效果，反而會令人反感。“出來逛街，聽到一些舒緩的音樂可能會令人心情愉快，可是陣陣刺耳的噪音卻搞得人心煩意亂，哪里還會有好心情購物呢？”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增長，和對生活環境要求的提高，近年來，“噪音”成為不少市民十分關注的城市問題之一。據了解，生活中的短時間強烈噪聲，會使人感到刺耳、不適，聽力下降，離開噪聲環境數分鐘后可恢復；而較長時間強噪聲刺激，可使聽力明顯下降，離開噪聲環境后，需幾小時至十幾小時的恢復時間，甚至造成聽力的長期下降及內耳感音器官的退行性變，并可發展為噪聲性耳聾。商業區內持續一整天的大分貝噪聲，不僅會對過往的市民帶來困擾，對于長期在該區域工作的營業人員，也會造成很大的聽覺刺激，乃至聽力損傷。
　　
　　噪聲管理矛盾重重
　　
　　分析當前城市噪聲管理問題，三大矛盾尤為凸顯：
　　
　　一是環境行政管理半徑與噪聲污染微區域性的矛盾。根據《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各級公安、交通、鐵道、民航管理部門和港務監督機構，根據各自的職責，對交通運輸和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由此可見，環境行政管理半徑較大。但同時，噪聲污染的影響范圍又較小，一般僅涉及項目外圍數十米至數百米，以噪聲污染為主的工業企業衛生防護距離也只設置在50米—300米之間。因此，噪聲污染具有明顯的微區域性特點，噪聲污染影響范圍小、污染單元多，而由于環境行政管理半徑大，對環境噪聲污染事件的處理響應時間較長，管理難度相應加大。
　　
　　二是環境行政管理響應時間與噪聲污染瞬時性的矛盾。噪聲影響有瞬時性特點，噪聲污染事件多屬于非穩態噪聲，延續時間較短，尤其是一些社會生活噪聲，延續時間極短，可能僅僅幾分鐘就結束了。但是，由于對環境噪聲污染事件的處理響應時間較長，所以與噪聲影響的瞬時性形成矛盾，難以及時取證并進行相應處罰。這樣就無法對環境噪聲污染事件進行有效處置，從而形成事實上的管理真空。
　　
　　三是環境行政管理人員不足與社會生活噪聲個體多發性的矛盾。社會生活噪聲污染與水環境、大氣環境污染影響不同，其污染源較多，有各類商業、企事業單位，甚至個人。因此，環境噪聲污染事件具有多發性，給環境管理帶來極大挑戰。同時，目前各級環保部門面臨繁重的環境管理任務，無法有效應對分散、多發的噪聲污染事件。具有噪聲管理職能的其他部門，如公安部門，因缺乏具有專業技能的人員等，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因此，普通社會生活噪聲污染事件常被管理部門忽略。
　　
　　急躁的“降噪令”何嘗不是種“噪音”？
　　
　　當下的中國，“廣場舞”讓人愛恨交加。愛之，是因為“廣場舞”既滿足了人們，特別是中老年婦女的健身需求，又給她們提供了告別蝸居的交流平臺。恨它是因為，每當夜幕降臨，持續躁動的音樂聲，令附近的居民“窗戶不敢開，懶覺睡不了”。向噪音說“No”，保證居民的休息權，無疑是一個好聲音。但向噪音說不，不是向團體活動說不，更不該是讓人們對“廣場舞”、合唱團等廣場活動忍痛割愛。
　　
　　有比“廣場舞”門檻更低，更“寓健于樂”的健身方式么？恐怕沒有。長跑、游泳雖健身效果頗佳，但全無娛樂性、趣味性可言；橋牌、麻將雖然充滿娛樂屬性，可對健身卻全無幫助；太極、舞劍又專業性極強，不是每個人都能玩的了。我想，即使是身受“廣場舞”噪音之害者，也不會反對自己的父母參與到廣場活動中來！但已所欲，何必禁于人？
　　
　　其實，廣場舞噪音“無解”之擾，歸根到底是緣于公共空間有限之困。試想，有足夠的全民健身空間，廣場舞者會在馬路上、人行道上大跳“僵尸舞”么？如果空間足夠大，“廣場舞”的噪音絕不會在居民小區里亂竄。“降噪令”對團體活動一刀切，只能讓公共活動的空間更小。景山公園、北海公園禁噪了，只能讓其它不禁的公園團隊更多、噪音更大。因此，“降噪令”只能令局部地區降噪，其它地區升噪。
　　
　　事實上，“降噪令”只是情緒化的表達，并非是理性的決定。公園屬于公共空間，民眾應享有一定的活動自由。禁止“廣場舞”等團體活動，于法無據。也就是說，公園管理者可以對擾民的活動亮“紅牌”，可以以保護動物生存權的名義降噪，但無權對合理合法的團體活動說不。從這個角度看，“降噪令”又何嘗不是一個“噪音”？有關部門急于求成的毛病，也該降溫。
　　
　　相比出臺“降噪令”的北京景山公園，天壇公園的經驗更值得借鑒。“他們在外壇修了一個廣場，引導市民去那兒跳舞歌唱”，“現在的投訴少了很多”。以往的經驗表明，潑糞對立、高音炮對壘，只能撩撥對立情緒。對廣場舞而言，堵不如疏。換個角度看，廣場舞又何嘗不是為城市生活增加幾分文化色彩與情調呢？因此在“禁噪”的同時，如何留給“廣場舞控”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更考驗管理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