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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060目標”提出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走向深入，中國已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制定了一系列行動計劃，推動“雙碳”目標落實。各項政策對于碳中和的引導和布局力度不斷加大，社會各界關注碳中和的熱情亦不斷提升，科技創新與項目應用也在提速。但是，對碳中和目標的疑慮仍然廣泛存在，需要對其細致分解以探討這一現象的起源與原因。本文旨在剖析當前社會仍然對碳中和存在的消極認知，并對未來碳中和的建設路徑進行展望。
一、碳中和的困境與需求側變革的必要性
當前，政府、企業與群眾都存在對碳中和的顧慮。例如地方政府在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出現了“運動式減碳”現象，即部分地區只定目標但不執行相應行動，或目標定得太高超出可執行范圍，其背后是地方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的意識相對薄弱，缺乏積極性、主動性，體現了國家目標與地方行動不匹配的矛盾；在企業層面，部分企業認為碳中和對企業來說是新增成本，僅為企業帶來負擔而無法產生效益，因而許多企業在推動碳中和的過程中并不積極；在社會層面，社會大眾對碳中和也多有疑慮，例如認為碳中和不利于國家的進一步工業化建設、不利于產業發展與社會大眾福利改善等，同時相對于氣候變化這一緩慢、漸進、全球性的問題，人們通常更關注這一過程中的即期、切身、現實的經濟利益。
事實上，盡管全球都日益重視碳中和，各方面能力建設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強，但能源轉型、植樹造林等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緊迫性始終未得到足夠的響應。全球碳排放在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回落后，在2021年已迅速回彈至2019年的水平，全球碳定價機制當前僅僅覆蓋了不足四分之一的排放，美國包含應對氣候變化舉措的基建投資方案由于兩黨分歧而擱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1000億美元”氣候援助目標始終未實現……這說明，推動實現碳中和目標動力不足的現象在全球層面具有共性。
要從根本上扭轉氣候加速變化的局面、徹底地動員全社會共同執行碳中和目標，除了要不斷健全碳中和政策體系、建立專業人才與機構隊伍、完善監管、制約、考核與激勵機制等，還要深入剖析碳中和投資動力不足、消費者缺乏對碳中和付費意愿等現象產生的原因，并做出有針對性的響應。
目前，碳中和概念界定過于側重供給端，而對需求端較為忽視。如下圖所示，當前社會各界對碳中和實現路徑已有共識，即電力行業基本實現零碳化、其余行業實現電氣化并提高能效，從而減少絕大多數排放，并對剩余的“不可減少”排放通過負排放技術中和。
圖 1 推動實現減排目標的技術路徑 來源：BCG(2020)
但這一帶有鮮明供給側改革色彩的碳中和技術路徑并未涵蓋面向消費者的需求側變革，在市場對碳中和供給側改革的響應不足預期，出現“碳中和負擔論”時無法指導做出有效回應。而要破解“碳中和負擔論”，形成市場自發的低碳轉型動力，首先要從需求側出發，回答“什么是碳中和”。碳中和是涉及全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性變革，不僅僅是“退煤”“造林”和“零碳畜牧業”等供給側低碳轉型，其最根本的改變在于消費者購買到的所有商品都將成為“凈零排放產品”或“零碳產品”，且零碳轉型的成本可以在零碳產品的價格中有所反映、充分傳導、被市場自發接受。碳中和的推動迫切需要在政府、企業與社會等個層面實現“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碳中和概念重構，從而打通從資金投入到終端消費的價值環流。
二、 “低碳溢價”尚未獲得廣泛認同
“碳中和負擔論”是具有全球共性的現象，正顯著削弱供給側低碳轉型的動力與可持續性。許多企業對碳中和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做出低碳承諾并實踐、兌現需要企業自身投入成本，但是低碳轉型所能提供的預期收益卻并不清晰，如果企業并不能從中獲益，而僅僅是成為了企業的負擔，那么企業并沒有做出這一承諾的動力，或做出承諾后難以落地相關措施，也將無法實現承諾的預期效果。對于這一疑問，通常建議吸引具有低碳消費意愿的群體來實現收益。類似“綠色債券”通過認證、貼標的方式吸引有綠色投資意愿的投資者，企業可通過與政府及商會、行業協會等合作，出臺相應標識措施，對通過一定監管程序檢驗的商品提供官方的“低碳”認證，從而吸引具有氣候友好型商品購買意愿的消費者。
“低碳標簽”的實際效果取決于消費者整體為低碳產品額外付費的總額，即對“低碳溢價”的認同程度。咨詢公司Simon-Kucher于2021年對來自全球17個國家的10281名消費者就可持續商品購買意愿進行了問卷調查，并加入分年齡段“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千禧一代”(1981-1996年出生)、“X世代”(1965-1980年出生)與“嬰兒潮”(1946-1964年出生)以分析各年齡段對可持續溢價的認知差異。
調查結果發現，總體而言，34%的消費者愿意為可持續產品支付溢價，平均愿意支付的溢價比例為25%。同時，各年齡段存在支付意愿的顯著差異，年輕人支付意愿相對更高。“嬰兒潮一代”僅26%愿意支付14%的溢價，“X世代”則有31%愿意支付21%的溢價，“千禧一代”與“Z世代”則有近40%愿意支付約三分之一的溢價。
圖 2 可持續溢價支付意愿調查結果 數據來源：Simon-Kucher (2021)
從調查結果來看，當前消費者總體而言認同近10%的“可持續溢價”，而年輕群體中這一數字更高，因而可持續投資整體上可以從新增的10%售價中獲得收益，整體已較為可觀。但這一調查的受訪群體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例如在中國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52%)的受訪群體愿意支付平均高達24%的溢價，人數比例位列17個受調查國的第一位，溢價占比也處于中等偏上，而調查方對此給出了“受訪者平均年齡較低、受教育水平較高、收入水平較高”的注釋，因此調查結果并不能完全反應真實情況，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限制的情況，這一結論存在過于樂觀的可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挑選的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17個受訪國中，非發達國家僅包含中國、巴西和阿聯酋，其余14國為發達國家，如西歐國家、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同時，由于中國、阿聯酋等受訪群體主要是受教育程度高、高收入的年輕人，因此該調查更多反映的是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中高收入群體的可持續溢價支付意愿情況。
2. 受訪者受教育程度顯著高于現實中的普遍情況。受訪群體中，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占半數以上，受教育程度中、低受訪者分別只占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與現實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群體占比較小的情況存在顯著不同。
3.“低碳溢價”不同于“可持續溢價”。由于該調查主題為可持續發展，范圍在減排以外還包括氣候適應、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減少不平等與貧困、推廣教育、維護和平等更多議題，僅從碳中和角度考慮，支持額外付費的群體規模、溢價金額很可能進一步減小。
因此，綜合來看當前整體上對“低碳溢價”的認同程度可能遠小于10%，需求側對碳中和轉型路徑的支撐很可能顯著低于預期。雖然有部分思想進步且具備經濟實力的人群愿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對抗環境污染而主動付出額外成本，承認并自愿支付相應溢價，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分人群大多來自總人口僅約十億的發達國家，且占比有限。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受限于發展階段、人民生活水平等客觀條件，及大多數歷史累積溫室氣體排放并非自身導致的現實情況，并沒有承擔“低碳溢價”的足夠意愿與能力。
三、使用價值與碳中和掛鉤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碳中和負擔論”的根源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碳中和成本與收益存在高度不對稱，碳中和項目無法為企業帶來直觀的收益，無法形成資本自發的投資意愿。而成本收益的不對稱在于碳中和投資的回報需要從商品的“氣候溢價”中獲得，而消費者尚未對“氣候溢價”建立廣泛共識，造成從投資到消費的價值環流無法暢通運行。而沒有終端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投資回報便無法實現，例如產業鏈中一家上游企業完成了碳中和商品設計，中游企業生產出了碳中和零部件，雙方都通過下游生產商對中間產品的購買實現了成本回報，但由于下游生產商無法將終端碳中和產品在低碳溢價基礎上售賣給終端消費者并回收成本、獲得收益，因此前序的上游、中游企業盈利模式也并不可持續。整體上，碳中和不產生額外收益，是企業與社會普遍憂慮背后的內核所在。對“低碳溢價”支付意愿與能力不足的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低碳轉型速度不足預期的問題是現實的。
在“低碳溢價”的認同建立之前，消費者不會自發產生對零碳產品的需求，零碳產品對消費者來說并非真實的提高用戶體驗，不是改變產品本質屬性的需求，而是附著于“氣候友好”信念的衍生需求。因此，在碳中和的觀念與信念足夠廣泛地深入人心之前，絕大多數消費者對終端產品的需求本質上并不取決于其碳排放含量，或對環境的影響程度等，即主觀上“低碳溢價”并不先天存在。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出發，使用價值是物的屬性，是人的具體勞動對具體的物質結構的作用結果，物品成為商品的前提是具有使用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便無法成為商品，也沒有人會產生購買意愿；價值則是人的屬性，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人的勞動的社會性。雖然結晶的社會勞動凝聚在物體內，但不能把凝聚在物體內的人的屬性當成物的屬性。因此，供給側的低碳轉型基于價值，反映的是人的勞動投入的變化，而需求側的低碳轉型則基于使用價值，反映的是人們對物的屬性的認知變化。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統一貫穿于碳中和的始終，使用價值與碳中和掛鉤是推動需求側轉型的關鍵。
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需求源自商品的使用價值。碳中和商品與普通商品的競爭應回歸使用價值的競爭，例如，電動車與燃油車的競爭本質并不在于投入的“碳中和勞動”，而在于消費者對二者使用價值的認可程度。當電動車與燃油車的使用價值整體上相等時，消費者就缺乏對電動車自發的額外購買、付費意愿，從而導致投資于碳中和的成本并不能帶來額外的利潤，因為無法通過消費者的需求改變將碳中和投資成本轉移至消費端。因此，碳中和需求端的困境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具體化，在于碳中和的產品并不是升級的產品，而是使用價值趨同的“置換產品”，從這方面來看，碳中和的“產業置換”意義大于“產業升級”意義。
過去通信設備的演化伴隨著功能升級與消費者新增需求的滿足，而當蘋果等公司提出碳中和目標并做出相應舉措后，這一目標如何進一步滿足人們的新增需求便出現了問題。通信設備演變呈現出一種遞進滿足更廣泛需求的趨勢：固定電話的出現將人們的信息交換速度從郵遞員的步行速度提升到光速，并將電報系統中人工編碼、解碼這一需要大量專業訓練的過程自動化，從而滿足了人們實時通話的需求；從固定電話到大哥大的升級滿足了人們移動通話的需求；從大哥大到小靈通的升級滿足了人們便攜的需求；從小靈通到手機的升級滿足了人們短信通信與簡單娛樂的需求；從手機到智能手機的升級則滿足了社交、更豐富的娛樂、萬物互聯互通等需求；但從智能手機到“碳中和智能手機”的“升級”卻尚未呈現清晰的滿足遞進需求的趨勢。在功能與消費者體驗層面，碳中和智能手機與普通智能手機并未呈現足夠的區別，且由于碳中和的成本轉嫁，這一轉變可能呈現“更高價格的簡單置換”，因而在尚未實現可持續價值納入使用價值觀念轉變的消費者群體中獲得認同的能力不足。
四、氣候價值認同的建設需要觀念轉變
“碳中和智能手機”是否真的不具有額外的使用價值？事實上，“碳中和智能手機”的這一使用價值高度隱含在不被人們所直觀感受到的緩慢、漸進、全球性的氣候變化當中，且每一項商品的相應“氣候使用價值”都微不足道，“看不見摸不著”，無法直觀感受，更難以被定價，僅在宏觀層面才可以匯聚為顯著的影響因素。“低碳溢價”是一項應存在而尚未存在的價值，廣泛的“低碳溢價”認同尚未出現是因為人們廣泛存在的自利與短視特點：
1. “自利”對應著“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一觀點于1968年由加勒特·哈丁提出，而氣候變化問題正是人類目前涉及范圍最廣的公地，即全球。多數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全球一致”(globally homogeneous)的特點，即排放所在地的不同不對氣候造成不同影響。而氣候行動的正外部性也是全球性的，造成了行動者承擔全部成本，而全人類共享行動成果的局面，與絕大多數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性相悖。
2. “短視”對應著“界限悲劇”(Tragedy of the Horizon)，即2015年時任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對氣候變化問題所做的總結。氣候變化是漸進的，其災難性后果更多由后代承擔，而當前這一代人沒有直接的、充足的動力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凱恩斯對于長期與短期之爭曾做過著名論斷，即“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人們通常認為將有限的資源聚焦于氣候變化這樣緩慢、漸進而高度不確定的議題，而非貧困、安全、經濟發展等短期現實問題是一種不合理的做法，從而不愿意將這一長期問題的優先級列于經濟發展等即期問題之前。
因此，構建消費者對氣候價值的認同需要徹底的觀念轉變，認識到過去自利、短視認知的不足，并推動建設社會整體對碳中和與高質量發展的共識，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意識進一步深入人心。
五、推動建設碳中和需求側轉型的意義與展望
當前，碳中和的政策推動、市場轉型等多從供給側著手，如通過促進科技創新與應用來提高碳中和產品供給，但這一模式正面臨長期上不可持續、動力不足的挑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推動從“供給范式”至“需求范式”的轉變，并在“需求范式”框架下建立全新的目標、假設、理論與方法論體系。
1. 區分碳中和的整體與環節收益
當前，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發電已逐步退出財政補貼，實現平價上網，新能源車企也在新能源車銷量逐年攀升的情況下獲得盈利，但如果據此認為碳中和必然可以產生收益便有失偏頗，應區分整體與環節收益。例如，在光伏發電成本低于煤電的案例中，對于一家特定的光伏運營企業及其投資者來說碳中和的收益是成立的，但在國家與經濟整體層面則不一定成立，因為當前電網可容納的不穩定可再生能源有限度，在超過這一限度之后盈利便不可持續，同時大量的電網平衡、調峰成本、輸電成本、需求斷智能化管理成本并未計算在光伏企業的成本內，且增加新能源比例而更強調火電調峰作用，導致的火電調峰改造與效率降低而出讓的成本也不會在光伏上網電價中充分體現。因此，這部分碳中和收益是環節收益而非整體收益，碳中和整體收益的探索渠道不能基于環節收益的結果，應在政策規劃與制定環節中就有所區分，并分別在整體與環節收益方面評估、檢驗政策實施效果。
2. 在政策推進過程中提高對需求側的重視程度
當前隨著碳達峰碳中和各項舉措持續推進，“1+N”政策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但應注意到需求側與供給側在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程度。過于側重供給端改革，僅注重技術創新與項目投資落地，而不注重需求側的碳中和觀念轉變、“低碳溢價”認同構建與消費意愿提升，雖然可以推動碳中和進程，但勢必在整體上增加經濟負擔。無法打通投資至消費的環流將使碳中和行動不具備可持續性。
因此，在繼續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應關注需求側改革的頂層設計。一方面，可在“1+N”政策體系中出臺需求側改革的相關政策，并指導各地方因地制宜構建地方激勵與宣傳政策，從而驅動消費者構建“低碳溢價”在使用價值層面的認同以自然打通從投資到消費的價值環流，促進社會資本自發流入碳中和領域。另一方面，也應進一步提高全國碳市場的重要地位，推動碳價在更多行業的應用，以碳定價機制作為倒逼市場轉型的基礎，推動碳中和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并賦予消費者在碳中和產品與普通產品中更大程度的自由選擇權，提高社會整體低碳消費意愿。
3. 結合經濟發展形勢，探索突破口與協同基礎
當前，供給側至需求側存在傳導不暢的局面。2021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影響，出現了PPI同比增速高達12.9%，PPI與CPI剪刀差超過10%的情況，且PPI長期維持高增速的同時CPI始終位于低位，說明企業在商品生產過程中面臨原材料、人工等成本漲價而無法傳導至消費端的困境。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了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點明了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與政策基調，對碳中和發展過程中的需求側改革具有警示與借鑒意義。未來，如何通過發展碳中和促進高質量發展、改革供給并改善預期的同時提振消費需求，找到通過碳中和改善經濟形勢的突破口，使碳中和建設與供給、需求及預期好轉產生協同效益，是未來經濟工作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原標題：IIGF觀點 | 碳中和價值環流與“需求范式”構建(“碳中和系列觀點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