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原創視點】聚焦時事要聞，追蹤環保動態，關注現場，《環保視野》為您一網打盡每日新環保快訊。從2013年浙江商人金增敏在微博上出20萬請溫州瑞安市環保局長下河游泳開始，“環保局長”便被推至風頭浪尖。一旦出現污染問題，無論是民眾一致泄憤的對象，還是被問責的對象，必然是當地環保局長。

2008年，為破解環保行政中存在的種種難題，在以“大部制”為核心的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國家環保總局如愿升格為環境保護部，級別的上升和權力的擴大一度被公眾寄予厚望，而其發起的“環保風暴”的確也好評不少。

但我國的環保壓力似乎并沒有因此而有所緩解，不少地區污染事件頻頻發生，環保局長成為“替罪羊”。此前有媒體統計過，在官員道歉榜單中，環保局長出鏡率是高的。

一旦出現環境問題，為什么首先問責的必然是環保局長？相信不少人會說，“都說了是環境污染問題，當然而且必須問責環保局長”，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答案也確實如此，環保局長被問責，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輿論壓力，不過這種處理多數只是出于事件應對，很難說是一種責任認定。

“一般出現環境問題，都會首先問責環保部門。相對來說，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正如一位環保領域資深人士所說，“只要出事，環保局長肯定是隨時會受處分的，但一般的環境事件可能也就止步于處罰環保部門了”。

那么，事實上，地方環境污染事件只跟環保局長有關嗎？大家是否還記得2015年那位基層環保局長的匿名信：“去年從外縣調來了一位主要領導，上班天就私下找我談話：從某個角度講，你的政績和我的政績是沖突的，你若是敢影響我的政績，我必……當然，兄弟你委屈幾年，我必有厚報。”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肯定不止這么一位環保局長遭遇如此尷尬，像個受氣的小媳婦，以一副悲情的面孔出現在公眾面前。至于原因，前面那位領導已經說了，“你的政績和我的政績是沖突的”。

環保局長與縣委書記的政績為何會產生沖突？原因也并不難想象。數據顯示，我國“綠色官員”升遷難。一個地方的GDP增速每提高0.3%，主政官員的升職概率就會提高8%。基于此，一些縣委書記不由自主地成了污染企業的保護傘——因為這些企業能給書記帶來直接的政績。而主抓環境保護的環保局長，若想做出點成績，就只能將污染企業關停、整改。對此，作為一把手的縣委書記能同意嗎？也正因如此，縣委書記的政績與環保局長的政績就變得有點不可調和、甚至對立。

如此一來，環保局長不再抓污染，不再在乎百姓的綠水藍天，而是變成了捍衛縣委書記的政績、保護污染企業利益的工具，地方的生態環境如何可想而知。而出現問題又會被時間問責，成為“背黑鍋專員”。也難怪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領導無論多么，只要到了環保部門，就意味著職業官員生涯的終結。

2014年12月17日，環保部主管的《中國環境報》刊發了一篇名為《誰來配強環保一把手？》的報道，作者是四川省環境保護廳曹小佳。文章顯示：從全國情況來看，以省級環保廳局長的出口為例，統計顯示近20年來，全國有99位環保廳局長先后卸任，其中真正意義官升一級、由正廳到副省的只有1位，僅相當于1%；26位轉任其他部門或交流到地市，占26%；其余70%以上或到人大、政協、非政府組織等崗位繼續工作，直至退休。環保干部幾無上升空間。

說到這里，相信大家已經清楚，環保局長作為主管環境保護的“一把手”，空氣質量差、污染嚴重，的確難辭其咎。但通過上述分析，應該可以看出，環境污染真的不是環保局局長一個人的錯，“說到底是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在袒護這些企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造就了環境保護工作的尷尬，更造就了環保局長的尷尬。

如果市委書記和市長任期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高則升職概率也高，但如果他們任期內長期把錢花在民生和環保上，升職概率甚至是負值。這種掛鉤GDP而不是掛鉤民生的考核“規則”不改革，撤換再多的環保局長或許也無濟于事。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指導意見，省級以下環保機構垂直管理試點改革正式啟動，終于要從理念落到實處，基層環保局長的尷尬處境，因此有望扭轉。

當然，讓基層環保局長硬起來，垂直管理只是其中一步，還需要很多配套措施。種種措施，都在傳遞一個強烈信號：凡是過去讓環保部門依法履職卻尷尬、不夠“硬氣”的地方都要改，而且要徹底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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