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力推PPP的本義是，鼓勵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事業領域，但現實中，央企國企已然成為此輪PPP熱潮中的主角。這是中國自兩年前開始大力推廣PPP模式之后出現的怪現狀。

“如果把項目交給民企去做，可能會有輸送利益的問題，但是央企國企沒有這個問題。錢都是政府的，無非是從左口袋到右口袋。”

想要吸引民資進入，但闖進來的卻是央企國企。這是中國自兩年前開始大力推廣PPP模式之后出現的怪現狀。

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從2014年10月國務院下發“43號文”，結束了地方政府傳統的融資平臺和融資模式之后，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則成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主要方式。

截至5月31日，財政部PPP中心平臺項目庫中共有8644個PPP項目，總投資額高達9.88萬億。比3月末增加923個項目；投資額增加1.1萬億，增幅為12.6%。

PPP項目看上去是在巨量增長，但落地率卻并不高，截至5月12日，進入執行庫（即處于采購、執行和移交階段）項目865個，僅占10.8%。

除了落地率低，民企參與度也低。據民生證券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統計，截至2016年3月末，全國PPP中心項目庫中已簽約項目369個，其中國企簽約為199個，民企170個，從數量上看，民企參與的PPP項目略少于國企，但差距不大。不過，從簽約項目總金額上看，國企簽約的PPP項目金額達到3819.48億，是民企的近3倍。

中央力推PPP的本義是，鼓勵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事業領域，但現實中，央企國企已然成為此輪PPP熱潮中的主角。面對萬億PPP市場，民資為什么難以進入？

民資站在門外
　　
近兩年，濟邦咨詢執行董事、副總經理李競一為各地的PPP項目做咨詢工作時發現，央企國企參與的項目越來越多，民企越來越少。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項目，前期通過資格預審的是15家企業，其中，央企國企加起來就13家，只有2家民企，還是上市公司。”李競一介紹說1。

其實，社會資本與地方政府合作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了。一批港澳臺商進入了中國高速公路建設領域。

1990年代之后，外商開始進來，當時比較的項目有廣西來賓B電廠、成都第六自來水廠等項目；2000年之后，民企開始進入BOT（建設—運營—移交）、BT（建設—移交）等項目中，這一時期，民資、央企國企、外資都是市場上的玩家。

但從2008年推出“四萬億”政策到2013年，地方政府“不差錢”了，PPP模式受了“冷遇”。這個階段民企也逐漸洗牌，一些小企業不斷被央企國企并購。

到2014年下半年，PPP重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視線時，PPP的社會資本方主角已經變成了央企國企，民企參與度非常低，而外資更低。

管清友統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末，民企投資的PPP項目更多集中在3億以下的小項目，多為養老、生態環保、文化等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且易產生現金流的領域；而國企偏好3億以上的大項目，更多集中于交通運輸、市政工程等。后者的PPP項目簽約金額是民企的近3倍。

一位西部省份的PPP中心主任指出，“財政部前兩批的示范項目，我們落地的8個項目，只有一個是民企參與，其他全是央企和國企。”

今年5月下旬，國務院派出9個督察組分赴河北、山西、遼寧等18個省（區、市）調研。財政部副部長劉昆事后介紹，有企業家反映，各地的PPP項目基本都被國企壟斷，民企要投入PPP項目的難度比較大，取得好項目更是難上加難。

以工程建設起家的民營上市公司龍元建設，在PPP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都是國企央企。龍元建設副董事長、總經理賴朝暉透露，雖然他們目前已經簽約了11個PPP項目，但投資總量僅140億，而央企國企，“一個項目可能就動輒幾十億上百億”。

“從2007年到目前為止，我們項目已經有186個，合同總額7680億元，累計已經完成3000億元。其中，80%都是進行PPP模式的操作。”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下文稱中交建）總裁助理、投資事業部總經理趙喜安6月22日在青島的中國PPP論壇上說。

央企國企家大業大，更受地方政府的歡迎，經常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瑞致咨詢總經理崔宏偉回憶，他曾經聽一個市領導跟央企進行內部磋商時說，“我們都是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對于民資和外資來說，央企國企是他們難以跨過的競爭對手。蘇伊士亞洲執行副總裁孫明華在上述青島PPP的會議上發言時舉例說，一家以前做鋼鐵的國企，收購一家水務公司，以前做鋼鐵時虧損，現在收益只要持平就是賺，“所以，跟國企根本沒法競爭。”她說，“一個以國企為主，沒有外資和民企參加的PPP不會是一個的PPP。”

她的發言在七百多人的會場上得到了熱烈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