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五”規劃提出“完善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的“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再到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喊出“做好環保稅立法工作”，環保稅開征已是箭在弦上，環境成本計入企業成本也勢在必行。

在此前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就“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問題回答記者提問。他表示，全國人大正在起草環境保護稅法，核心目的不是為了增加稅，而是鼓勵企業少排污染物，多排多付稅，少排少付稅。

陳吉寧進而指出，經濟發展與環保并不對立，只有讓污染企業退出市場，才能給好的企業留出發展的空間。全國人大正在起草環境保護稅法。起草環境保護稅法的核心目的，不是為了增加稅收，而是為了更好地建立一個機制，鼓勵企業少排污染物，多排多付稅，少排少付稅。

在陳吉寧看來，這項工作會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盡快從過去傳統上環保收費的體制，轉到從稅的角度來解決環境問題。

環保稅年內有望出臺
　　
環保稅開征的腳步越來越近。來自媒體的報道消息稱，國務院環保稅法調研組日前已經就相關情況在南京展開調研。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環境保護稅法》將在本月進行審議，如果進程順利，環保稅法有望年內出臺，這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領域“費改稅”將以立法形式確認固化，稅率有可能根據經濟形勢再適度調高，稅收大頭有望留給地方。

近年來，迫于嚴峻的環境形勢，環境治理正從單一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手段并用看齊。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直到2015年6月10日，國務院法制辦終于公布了由財政部、稅務總局、環保部聯合起草的《環境保護稅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之后今年初財政部和相關部門進一步修改后再度報送國務院。

“推動環境費改稅勢在必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表示，我國環境保護收費從1979年開始，已有35年歷史。盡管征收使用管理逐步規范，但還是遇到一系列問題，影響了環境保護政策目標的落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費自身的局限性所致，僅通過完善收費管理制度無法克服。相比彈性大、容易鉆空子的收費，征稅無疑更具有強制性，調節力度也更強。
　
促進環保企業優勝劣汰

“為使環境保護稅能夠更有效發揮促進節能減排的作用，使環境保護稅設計與其他改革日程和政策工具更順利銜接，應順應總體財稅改革方向和部署加快立法及早開征環境保護稅。”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

根據2015年6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的《環境保護稅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環保稅征收對象分為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和超聲等四類，稅款標準與現行的排污費征收標準基本平移。重點監控（排污）納稅人是指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建材、采礦、化工、石化、制藥、輕工（釀造、造紙、發酵、制糖、植物油加工）、紡織、制革等重點污染行業的納稅人及其他排污行業的重點監控企業。

征求意見稿中不僅提出了加倍征收環境保護稅的兩種情形，也提出了免征環境保護稅的情形，比如農業生產（不包括規模化養殖）排放的應稅污染物；機動車、鐵路機車、非道路移動機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動污染源排放的應稅污染物；城鎮污水處理廠、城鎮生活垃圾處理場向環境排放污染物，不超過國家規定排放標準的。

但對于免征的環節，市場仍存在著爭議。賈康曾指出，不建議對非規模化養殖的農業、達標的城鎮污水處理廠和生活垃圾處理廠免征環境保護稅。他認為，2013年，城市污水排放占我國廢水排放總量的近七成；2014年到2020年預計我國城鎮生活垃圾將新增3162萬噸；2014年農業貢獻的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占到了總量的48%和32%。這三類污染源從量和相對量上都非常可觀，建議取消與其相關的免征規定。

立法不宜照搬排污費
　　
輿論認為，如果環保稅只是“照搬”排污費政策，就無法實現稅法的行為調節功能。根據通行的“污染者付費”原則，污染環境者的稅負與污染程度相關，稅額應與環境恢復的費用大體相當。

環保稅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就是環保費改稅。當然，環保稅法不能是簡單的“費改稅”。如果環保稅只是“照搬”排污費政策，就無法實現稅法的行為調節功能。而在2016年6月份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環保稅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恰恰沒能體現“行為調節”這一環保稅應當發揮的核心功能。

由此，污染者繳納的稅，很可能小于污染治理成本。而根據通行的“污染者付費”原則，污染環境者的稅負與污染程度相關，稅額應與環境恢復的費用大體相當；如果行為主體沒造成污染，則不應對其收稅。根據全國環境統計公報，2014年我國排污費解繳入庫金額186.8億元，這些費用能否滿足當年污染治理的費用，值得打一個問號。

還需指出的是，由于環保稅立法涉及面廣，立法難度較大，為了提高立法質量，建議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工作機構按照立法法的要求，提前介入起草工作，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如此，才能讓這部法律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為我國綠色財稅制度改革、生態文明制度創新樹立一個標桿，法律的實施才能為我們帶來經濟和環境的“雙重紅利”。

（本文綜合經濟參考報、中國證券報、北京青年報、京華時報）